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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和动物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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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目初稿作者：陈斐

生物多样性概述

生物多样性是指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生命形式的变化程度，这是35亿年进化的产物。生物多样性并非均衡分布，其在全球及特定地区分布广泛而分散，这取决于气温、降雨量、海拔、土壤、地理和其他物种的影响。一般而言，生态环境越恶劣生物多样性越低——生物多样性最高在日光充足的赤道地区，并向两极逐渐递减。

地球四月公益行动的我爱生物多样性活动总结了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全球的动向和国际组织的参与 http://petitions.goodeasy.info/article_cn.php?id=198

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有三：供给功能——提供可再生的资源（如食物、木材、水）；调节功能——减缓环境变化（如调节气候、虫灾、疾病）；文化功能——带来价值和娱乐休闲（如风景欣赏、文化遗产、户外休闲、心灵意义）。

然而现在物种灭绝率持续上升，许多现存的物种甚至在其被人熟识前就已灭绝了。目前的物种流失率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大得多。

自人类出现起，持续的生物多样性流失及随之产生的基因多样性流失相继发生。物种灭失和减少主要归因于人类的影响所致的环境的迅速改变。其中栖息地的破坏在物种灭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导致栖息地破坏的因素有人口过度增长、滥伐森林、污染、全球变暖、气候变化。此外，本土物种由于诸如杂交等基因污染将面临灭绝的威胁。而人类的有意或无意行为导致的外来物种入侵往往对其侵入的特定地域会带来巨大的生态改变和破坏。 [1]

生物多样性是关于更多生命的福祉，动物权利尤其和生物多样性相关，从关注动物权利出发自然地拓展同情的圈子，因而会自然地关注到生物多样性问题。作为动物权利者，应该从博爱的角度考虑到生物多样性问题，本条目旨在重点介绍该方面的知识。

亚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现状

以亚太地区为例，介绍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情况、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对此所设立的重建生态系统的目标和策略。

亚太地区生物多样性状况简介

亚太地区拥有着一些世界上最为壮观的生物多样性，且其拥有着某些地区独特的野生生物物种。而在这一地区的大规模人类活动对于地区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构成了直接威胁。[2]

在亚太地区对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

2008年亚太地区的生存受到威胁的物种数量居全球最高。2002年到2009年近2500种物种被列入IUCN的红名单，即“严重被危及”、“被危及”或“易受影响”。尤其是鸟类，其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上灭绝的危险性激增，而哺乳动物在南亚和东南亚遭受着较之全球平均水平下最显著增长的灭绝危险。

有药效的植物在亚太地区面临高度的灭绝危险。在南亚和东南亚森林的流失持续进行。在一些曾经遍布原始热带森林的地区，存在着大规模的油棕种植以获取生物能源处理，这是生物多样性流失的一个主要因素。

红树林和珊瑚礁由于海洋生物养殖而面临巨大压力，其他的全球范围的压力还有例如气候变化等。[2]

为达到2010年及之后设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所作的努力

由于亚太地区划定保护区的做法所带来的生态保护的成效收效甚微，生物多样性条约的87%的缔约方已在发展生物多样性国策和行动计划。自2002年以来，在国际重点湿地条约下又新增了739个湿地选址，尤其是水鸟栖息地。2008年吉里边斯建立了世界最大的保护区。2009年印度尼西亚等国通过了生态保护十年行动计划以实现珊瑚礁、渔业、食品安全的三方倡议，这将支持海产业和食品安全的必要生计同时确保区域的生态保护。

近期亚太地区生物多样性观察网和东亚及东南亚生物多样性信息倡导会正致力于建立地区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传统的群落基础的生态系统管理体系在例如日本风景区及南太平洋海域运作。

东南亚国家生物多样性中心联盟正着手于一项地区性评估，该评估旨在估算2010年目标的实现状况。生物多样性国策和行动计划的修正、更新和实施对于将任何新的战略性计划转化成清晰的国家行为至关重要。国家必须设定最低的量化目标并拨出足够的国内和国际资金以实现这些目标。[2]

关于2010年后时期的生物多样性更新战略性计划的发展建议

总体建议

1、分析国家未能实现2010年目标的原因。

2、全球战略应提供适应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框架。

3、战略性目标应划分为实施、监控、报告、评估。

4、目标的设定符合目标管理原则。

5、应适时设定阶段性目标和里程碑。

6、目标应包含所有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直接或间接的生物多样性流失成因以及实施目标的障碍。

7、重要的是认清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传统知识和人类福祉保护的利益的关联，生态保护和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管理的关系。

8、提出以一种平衡的状态而施行的目标。

9、从其他相关条约中的战略的发展实施中吸取经验。

特定建议

1、设定实施目标的限制条件。

2、具体任务应简单且有针对性。

3、战略性目标应简单且直接

4、大字标题性目标需进一步精益求精确保其清楚无误以达成战略性目标且易于监控和评估。

5、支持机制需要进一步精益求精，例如增加足够的资金、技术转换、地区合作和监控支持。

新战略性计划实施的建议

1、向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和延伸。

2、设立支持实施目标的机制。

3、设立利益相关方的2010年后时期目标的所有权。

4、发展监控和报告指示和基准。

5、全球目标需要被转换成国家行为。

6、设立容量建设项目，包括地区研讨会、净化环境加强机制以促进相关信息在国家之间的交流。[2]

鉴于亚太地区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程度，目前该地区正努力设定目标并积极采取措施以使得生物多样性得到修复和重建，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不得不在下文一提生物多样性和动物权利之间存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

生物多样性和动物权利的关系

动物权利的理念从对动物主观世界的尊重出发，认为动物个体利益应该和人类个体利益一样得到重视。动物权利主张非人动物应该被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律等规范所顾及，而不仅仅被当作物品。动物权利主义源于对待动物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态度。动物和人类的关系是动物是挚友，动物是良师，动物是血亲。[3]

生物多样性是从赤道开始，向两极减少。赤道周边地区动物的生存环境较少被人类侵略，动物拥有较多的自主性，客观上大面积保留了更多的自然生态，这对于动物的繁衍生息至关重要。在日光充足的热带，更大量的生物可以和谐共处。统计显示，而由于能源有限，食物不足，越寒冷地区动物权利则越恶劣，人均实验动物用量和肉食量均随着地区日光的减少的逐渐增加，人对非人动物的态度更加接近捕食者动物对猎物的态度，在这些地区生态也遭受了更大程度的破坏，这体现了动物权利和生物多样性的紧关联。[4]

常见的侵害动物权利的行为可以从对个体动物的杀戮谈起，这是不受动物权利者欢迎的行为。大量的人类屠杀破坏累计造成一个特定物种灭绝的惨烈局面。当很多物种消失，人们可观察到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的恶果。讨论也从动物权利进入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畴。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破坏生物多样性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是极端严重的破坏动物权利的案例。动物权利和生物多样性是相互依存、彼此作用的，更好地落实动物权利理念能维护生态的多样性，而同时生物多样性反过来又会促进动物权利的进一步实现。

在某些情况下动物权利的主张和生物多样性间却存在着矛盾。有些有争议的“动物权利”的举措，可能造成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例如对救援的动物在特定地区的大量放生行为，这可能导致当地生态的其他动物因某一物种的非正常侵入而受到负面影响。虽然在这一情况下，主张动物权利的动物保护者们的初衷是良好的，但客观上仍造成了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的破坏，所以生物多样性和动物权利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动物权利的理念并非可以全盘照搬至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系统工程中来，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更换的解决办法。从更多生物福祉的角度考虑，大密度动物放生应该尽量避免，可考虑将动物疏散到更广的地区。

支持动物权利，维护生态和谐，是紧密相关的话题。人类通过尊重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的生息规律，将最终实现自然界和生物圈的平衡，从而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但是保护动物权利并非就等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本身，动物保护者们还应看到两者间的矛盾，从而更好地维护生态平衡。

在澳大利亚关于生物多样性和动物权利间关系的一则案例

下面，以澳大利亚为例具体阐述生物多样性和动物权利之间的关系。

动物的栖息地的灭失和减少是导致澳大利亚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流失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解决方案是给予动物对其栖息地的主权。

在澳大利亚财产本位的法律及社会规范体系中，栖息地被看作是未被占用的或无所有权的植被绿地，在此生活并以此地维系自身及其后代的生存的动物们，其本身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它们在自身权利方面并没有很强有力的代表性。

由于动物在澳大利亚没有来自法律人格的有效保护，澳洲相关高层在为动物的栖息地灭失做决策时，并没有给予它们利益相关的考量。这体现了在澳洲，人们只有在与其切身利益相关时，才会保护动物及其生存家园。

如果在澳洲无法完全摒弃财产本位的保护体系，则应该对其进行改革。

自二十世纪70年代早期始，澳大利亚将监护制度拓展至动物和环境的呼吁就已开始。

最近，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要求各省指定一名动物律师以在法庭诉讼中代表动物们主张权利。虽然动物的法律人格在澳洲的完全建立仍遥遥无期，但是在动物法律拥护者看来，这一进程是志在必得的。

在澳洲的动物监督制度体系下，土地权利人想要调整其土地上的动物栖息地将不得不与动物监护人协商，该监护人代表着特定群体的动物。理论上，动物监护人将注册于一个独立的法庭，且有资格作出环境和道德方面的决策。监护制度将会产生植被绿地上的动物大量繁衍的良好效果，并为动物栖息地在法律领域地位的提升搭建平台，这将有助于形成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政策。

给予动物对于其栖息地的法律权利确实存在争议，但是目前这在澳洲并未引起慌乱，生态旅游业、国家公园以及许多形式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与有着财产权利的动物和谐相融。正因为现存的抑制动物栖息地流失的立法和政策不起作用，澳洲动物财产权利的实施应验了“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5]

上述案例进一步阐明了关注动物权利保护对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在法律层面对动物权利的认可，极大地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重建。

生物多样性和动物权利会议作者观点摘要

以下是2012年一次生物多样性和动物权利的会议的与会学者观点的总结摘要和分析[6]。

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Marc Bekoff认为动物有大范围的情感体验，其高度协作性，证明了其具有精神层面的行为模式，且对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极为敏感。然而，我们往往在保护它们的时候忽略了它们本身，也忽略了它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在做涉及侵入其生存之地及重塑其家园的研究及保护项目时，考虑到动物本身的福利。引入“有同情心的保护”理念，对所有生物更富同情心，无论对待人类还是动物，均一视同仁。该学者的观点阐释了在实施生态保护项目的同时贯彻动物权利的理念的重要性，表明了动物权利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意义。

来自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的Christopher Chapple将印度文学中的主要动物故事分为两类：纯粹动物和作为人类前世和来世的动物。第一类中，动物的行为作为如何改进人类行为的道德提醒；第二类中，值得嘉奖的动物可以转世为人和获得灵性感知，而为非作恶的人类则在下世被贬为动物。奥义书中探究了动物的智慧，而本生经和五卷书中谈及动物带给人类的道德教义。该学者指出了印度文化中动物和人类相依相存的关系，但这并没有给予动物与人类平等的地位，依然存在着浓重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来自利物浦大学的Stephen R.L. Clark认为提出下列疑问：如何思考我们的思想可以找到整个宇宙的模型？是否在宇宙的他处存在其他类似人类的智能生物或其他普通的陆生生物？是否在他处存在类似人类的智能生物，其既作为创世造物原则的形象又作为虔诚指引我们的典范？该学者在神学层面的思考旨在寻求现今仍不为人类所知的其他生物物种，并未谈及动物权利理念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作用。

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Lu Feng认为全球环境危机是大生产、大消费和大浪费的现代化所带来的恶果之一。从生态学的角度，古代中国文明是极为可持续性发展，不使用机器、化肥、农药的农业技术必定是生态意义和人本主义的技术，儒家思想在整个古代中国文明的功能性理解上支持这一观点。中国的现代化导致环境严重污染和生态系统变得更糟，这是极为不可持续性发展的。我们在未来重塑生态文明时应向我们的先人好好学习。新的生态文明也将吸取一些西方现代文明的有益元素。该学者从儒家和生态学的观点思考全球环境危机，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虽未直接论及动物权利，但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倡议对于保护生态平衡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Lu Feng并重点介绍最为崇尚人与万物平等的，提倡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道教是一个缺陷。

来自亚非研究学院的Peter Flugel倡导泛灵论，该论主张保护人类、动物、植物等在内的一切实体。传统耆那教灵魂肉体二元论主张人类、动物、植物、火、水、空气、土被个体生命体灵性物质赋予生命、意识和意志力。灵魂和自我被认为是不朽的物质，其由于对其他生命体实施伤害而导致囚禁。只有非暴力行为会长期净化灵魂。作者提出疑问：非暴力耆那教的价值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作为未来最低标准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一，其能重新激发人类追寻一种更少伤害性的生活方式？该学者对泛灵论的思考，通过比较道德学角度的非暴力耆那教教义出发将人类和动物放置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加以同等对待，是动物权利的一种反映。

来自牛津大学的Andrew Linzey曾批评主流基督教对待动物态度和种族主义相当，是一种歧视。他认为人类应该按照上帝所设想的那种照顾整个世界，尤其是动物。人类需要将自己定位为服务性的角色，这是人类最重要的责任。该学者将基督教观点与动物权利理念联系在一起，所有有知觉的生物均应具有权利，因为它们的创造者必须确保其所创造出来的生物被好好对待，充分体现了以保护动物权利的方式促进生物多样性发展。

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Sarra Tlili认为当代回教学者相比之其先辈，对动物的福祉更少关心。旨在保护动物权利的法律强制令和履行相关职责的官方及非官方机构消失了。如果回教徒能更了解动物所遭受的种种经历，学习更多的圣经教义，他们会重新思考自己的观点和实践。此外，应让回教学者们参与到更深层次的动物讨论中去，并重建官方和非官方的机构以监督动物们的实际待遇。该学者呼吁回教徒关注动物主观体验以重视动物权利。

来自洛杉矶的Michael Tobias的观点是推崇非暴力和不杀生。该学者提出以下疑问：从梦想家堂吉诃德到思想家和素食主义者，什么是真正与当今全球环境危机相关的？非暴力仅仅附合了一种虚伪的重复，还是为21世纪生物多样性的退化提供了初步的治疗性的改革性的基础框架？该学者虽仅从动物权利理念的表层探讨对动物生存权的保护，但对于生态保护仍具积极的现实意义。

来自里兹大学的Emma Tomalin认为人类不应损害自然环境。自然应被尊重。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出现，人类很大程度上已遗忘了自然界的神圣，而为了处理现今的全球环境危机，这应被重拾。保护自然界的宗教强制令和有益环境的行为之间存在积极的正相关。作者接着提出了以下疑问：宗教环境主义的探讨是否反映了西方浪漫主义的生态田园生活的理念还是与穷人相关？其是否更易被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接受，是否其也与草根阶层有关？宗教是否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扮演重要角色，若是，这将带来什么？该学者对于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了深刻批判。

来自卡尼休斯学院的Paul Waldau认为动物权利顾名思义是动物的基本道德性权利及特定法律权利两方面内容。动物研究无法形成稳固的学术形式，除非其通过多方面对动物真实现状的探索来保障上述两方面的动物权利得以实现。该学者阐述了动物权利对动物研究的关键性。

来自汉堡大学的Michael Zimmermann认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佛教徒爱好吃肉，在保护动物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做得很少很少。他认为佛教囊括一切的关怀和万物皆相生相克的主张具有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该学者质疑佛教对自然世界的态度是以囊括一切道德学为外衣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吗？其将尝试找出佛教对自然世界的态度的潜在障碍[6]。佛教的确存在人类中心的问题，但其程度比主流西方宗教低。Zimmermann任职于汉堡大学亚非研究中心，老牌西方国家的亚非拉研究中心往往起到辅助本国对亚非拉地区控制的政治目的。Zimmermann对佛教过于负面的评价缺乏严谨的量化科研支持，背离事实。即在亚洲一国中国就活跃着许多为动物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作出巨大贡献并严格素食佛教徒——在中国素食者常被人们错误的当作佛教徒的同义词，Zimmermann具有煽动性的偏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