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和西医对待动物实验态度的比较（初探）

本条目初稿作者：草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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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本文篇幅较长，希望快速了解本文要点的读者可跳过第一至第三章，从第四章“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哲学基础比较”开始阅读)

摘要

医学是一门关于健康的科学和艺术，包括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维持或重获健康。本条目中采取将医学划分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西医）的分类进行分别讨论。其中涉及的传统医学包括印度传统医学、中国传统医学、萨满医学等。本条目还从哲学基础角度对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的进行了阐述和比较，介绍了印度医学的生命之学“阿输吠陀”、中医的“天人合一”系统论思维、萨满医学的“自然崇拜”与心理分析、以及现代医学的基于假设，证明而形成的推理思维以及“科学”体系。

在科学研发中使用非人类动物的实验即为动物实验。很大一部分的实验动物被应用于医学领域，作为人类的替代品或特殊疾病模式用于医学研究及安全性测试。并由此形成医学实验动物学。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人体解剖的种种顾忌和禁令，动物解剖算得上是最为基本的实验。本条目从历史角度阐述了医学发展过程中中西方的解剖学发展与变革。

本条目还比较了动物实验在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中的发展历史，以及两种体系对于动物实验的态度。医学的发展进程，与社会和科学的发展紧密相随。在科学的帮助下，随着研究对象客体化、非人化，医学中的技术因素就大大膨胀起来，必须在实验中寻找动物替代。现代医学把这种实验过程纳入科学规范。而人文因素则在新的研究格局中常常被忽视，没有从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上去建构，以保证未来医学进步的完整性。

有观点认为动物作为实验材料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改善作出了贡献。采用人道的实验方法、“3R原则”（The 3-R Concept）：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 和优化（Refinement）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残忍的动物实验终将被取代而消失。

相比之下传统医学文化中有着“万物有灵”、泛神论“自然崇拜”、佛道思想等哲学思想的深厚印记，这种包含生态谦虚思想的自然观产生的医学其根本的目的是使人体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如萨满传统疗法包括祈福、驱邪，调解人与自然各种神灵的关系，对病人进行“心理分析疗法”；中医通过全身系统的调理使病人阴阳平衡，“天人合一”；印度传统医学阿输吠陀认为，每个存在的物体彼此间都互相有关联，因而治疗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让生活失衡的人重建起个人的和谐生活秩序，帮助内在心灵达到真正的净化与平衡；至于在佛道角度来看，许多疾病都是由于我们自己不健康的生活、思想和行为导致的，如果我们采用健康和简单的生活方式，积累善业，许多疾病都会消失。在以上思路下(整体论、防病、人与自然和谐、心理健康影响生理健康等)，为医学发展而采用动物做实验品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传统医学经受了长久历史的考验，现仍焕发着生命力并迅速的传播和发展。传统医学需要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但这不意味着传统医学需要动物实验进行验证。

目录

一、医学的定义
二、医学的分支
传统医学（Traditional Medicine，TM）
西医（主流医学，Conventional Medicine）
三、医学的历史
远古人类
早期文明

古典时代古代希腊的医学
现代医学 - 起源与发展
四、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哲学基础比较
印度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
萨满医学的哲学基础
现代医学的哲学基础
五、动物实验在医学发展中作用的转变（历史与现状）
早期医学中的动物解剖实验
传统医学中的解剖（以中医为例）
现代医学对动物实验的态度
传统医学文化中对动物实验的态度
六、传统医学的现状和前景
七、结论:动物实验真的是必要的吗？

一、医学的定义

生命总有生老病死，维持健康不光是人，也是其它动物的本能。但是，究竟什么能够称之为医学呢？ 医学源于动物本能，西方一些著名医学史家大都支持这一看法。人类很早就知道，许多动物生病或受伤后，能够进行自我救治，与人类的防病治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学者在千年前已有这一论述。唐一书《朝野佥载》中说：“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逐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1]。事实上早在动植物的协同进化中，一些种类的节肢动物就利用植物的化学防御机制保护自己免遭天敌扑食或寄生虫侵染[2]。因此我们有可能说，草药的历史深深根植在动物王国里。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更是推进了关于动物自疗的研究，在1994年人们在对动物自疗的认识基础上就创建了一门年轻的新的学科，称为“动物生药学”（Zoopharmacognosy），并且在全世界召开了第一次学术会议，以交流对动物自疗研究的知识和经验[3]。

许多动物都有自疗行为，这些行为都出于它们生存的本能。人类也有相似的情况。比如，尽管没有确诊，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每天会抽多于常人三倍的烟。如果要问他为什么抽如此多的烟，他只是回答喜欢而已。但实际上也许尼古丁能减轻精神分裂症的症状[4]。 但这种无意识的本能不能称之为医学，由动物本能过渡到医疗经验的积累，各方有不同的观点。

那么究竟什么是医学？医学是通过研究各种因素（包括衰老、疾病、受伤等）对人体生命过程的影响，努力防御这些因素并纠正已造成的影响而维护生命过程的一门科学和技术。或者简单来说，医学是一门治疗的科学和艺术，是处理健康相关问题的一种科学，包括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维持或重获健康[5]。

二、医学的分支

医学的分类方法有多种，为方便本条目的讨论，这里采取其中一种世界上通用的将医学划分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西医）的分类。

传统医学（Traditional Medicine，TM） 世界卫生组织对传统医学的定义，是指基于不同文化本土的理论、信仰和经验的，用于维护健康以及预防、诊断、改善或治疗身心疾病的知识、技能和实践。传统医学因国家和区域而异，涵盖广泛的各种疗法和实践。 在一些国家，“补充医学”或“替代医学”与“传统医学”交叉使用（“alternative" or "complementary" medicine，CAM）。它们指的是并非该国自身传统一部分、并且尚未被纳入主流卫生保健系统的一套广泛的卫生保健做法[6]。 传统医学是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萨满医学、阿拉伯医学、伊斯兰医学以及非洲传统医学等传统医学系统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疗法的统称。传统医学疗法包括药物疗法（使用草药、动物器官和/或矿物）和非药物疗法（在基本不使用药物的情况下进行，如针刺疗法、手法治疗及精神治疗）。 数千年来，行医者尤其是基层社区初级卫生保健人员，应用传统医学为人类健康做出了极大贡献。传统医学/替代或补充医学仍在全世界风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传统医学的应用激增。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非洲，近80%的人口以传统医学来满足他们的卫生保健需求。在亚洲和拉美，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人们仍继续使用传统医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占所有卫生保健服务的40%。与此同时，在许多发达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正越来越普及。至少使用过一次补充和替代医学的人群在澳大利亚占48%，在加拿大占70%，在美国占42%，在比利时占38%，在法国占75%。（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02-2005） 西医（主流医学，Conventional Medicine） 也有简单的归纳为古代医学延续至今的特称为传统医学，而大众所说的西医主要是近代和现代医学，不同于西方古代医学或欧洲传统医学。 本条目中的西医指的是医生与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如护士、药剂师等）使用药物（西药）、放射线与手术来治疗症状与疾病的系统。有时也被也称为对抗疗法（allopathic medicine），生物医学（biomedicine）、主流医学（mainstream medicine）、惯常医学（conventional medicine）、正统医学（orthodox medicine）[7]。

西医使用的主要诊断方法有：

1、问诊 用交谈的方式，通过病人或知情人的叙述，了解病人的情况，作出初步诊断。
2、体格检查 医生利用自己的感觉器官通过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嗅诊等方法或借助听诊器、叩诊锤、血压计、体温表等简单的工具对病人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来诊断患者的疾病。
3、实验室检查 对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细胞取样和组织标本等进行检查来诊断患者的疾病。
4、心电图检查 通过心电图仪的记录来检查患者心脏的疾病。
5、医学影像学的检查 利用X线对各组织器官的穿透能力，使人体内部结构在荧光屏上或X片上显出阴影进行观察，从而了解疾病等情况的诊断方法。有些病变的部位和性质如显示不清，应用计算机体层摄影技术（CT）和磁共振（MRI）检查，就能作出更精确的诊断。
总之，西医的诊断更多的是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做出对疾病准确的诊断。 西医对疾病的治疗主要有西药治疗、手术治疗，激光治疗和化疗等。[8]

西医基本上是在近一二百年形成的，如果溯源求本，应该说它脱胎于古代医术。医术重在实践，它的分科反映技艺的分工，不同专业人员承袭不同的专业技艺。今日的内外科之分就是本着这种精神，熟悉使用药物的和精通手术操作的人分别处理不同的医学问题。[9]

三、医学的历史

如果说医学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有意识的尝试，那么医学就和人类自我意识本身的发展历史一样久远，甚至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巴甫洛夫语）。

远古人类

据记载我国自古称药物书为“本草”，欧洲自古称药物为“drug”（即干燥的草木），可以推想药是从植物开始的。在没有开始用火以前，远古人类主要靠采食植物的果实和根茎充饥，一些人群由于食物缺乏也茹毛饮血。在靠植物为生的长期过程中，人类根据自身的经验，逐渐熟悉植物的营养、毒性和治疗作用。在现有的文字记载中，草药研究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那时的古代苏美尔人就已描述了生活中使用的药用植物。公元前1000年的古埃及也已知有记录医疗的各种草药的莎草纸。在《旧约》中也提到了草药的使用与栽培。公元前一世纪，古代印度草药学家Charaka和Sushruta等描述了在古印度医学中采用的草药和矿物药。公元一世纪左右的汉朝，中国的第一本药典《神农本草经》面世，但实际上其中的内容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

而随着弓箭等工具的发明，人类开始了狩猎和畜牧。随着与猎物周旋的增加，人类一方面学会了对损伤的简陋救助法，如创伤、骨折、脱臼的治疗；同时也认识了动物的营养，动物药也出现了（如脂肪、血、骨髓以及各种器官如肝脏）。同时畜牧经济使牧人能观察到植物对动物的作用，从而有促进了对植物药的认识，如根据希腊史学家的记载，牧人米拉姆皮发现了藜芦。又由于人类长期而多次在矿泉中沐浴，以及对一些动物行为的观察，发现了矿物的疗效，逐渐有了矿物药的产生[10]。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医学是以哲学形式出现的。现今大多数学者赞同人类的医学起源与巫术和宗教活动。由于文字史料的缺乏，我们对最早期医学所知甚少，现有的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几乎是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尽管如此，近几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以及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证据，也似乎表明了医学是起源于巫术和巫师的实践经验[11]。

一些人认为远古时期人类认识自然的力量较为有限。巫师们的职责促使其在医学方面不断探索。慢慢地，他们成了最能辨认有害植物的人，成了能摹仿动物自疗或使用草药治病的智者，医学的历史总是与宗教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同为两者所做的努力目的都是相同的：保护着每个人与邪恶力量作斗争。有趣的是这些不断发展起来的本领在他们眼里，却只是能帮助人们更加相信其符咒法力而已。[12]

在远古社会里，医生和巫师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是密不可分的。在法国境内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块距今1.7-2万年前的岩石雕刻，上面画着一位医生，头戴巨大的鹿角面具，代表着远古社会的早期巫师形象。带上动物面具是为了吓跑那些带来疾病的妖魔，并给病人以深刻印象，从而使患者对其所念的符咒、戏剧性的仪式表演和所开的药方深信不疑。

远古人类认为疾病是由神、精灵和巫术所造成的，因此诊断的目的是决定对犯罪的人或灵魂进行处罚。巫医常用的预测方法，包括水晶球占卜术（Crystal gazing）、骨相法（Bone trowing）、迷睡法（Trance）等。治疗方法是复杂的，包括宗教仪式、唱歌、巫术、符咒、拜物偶像、服药等。非洲巫医引诱蟑螂而绊住犯罪灵魂。美洲印第安人的治疗者用整天跳舞、呼叫、敲鼓等治病仪式，以驱走邪恶鬼魂，诱回失去的灵魂，或劝解一个犯罪神。有时也安排直接治疗，如吮吸、拔火罐、放血、熏烟、蒸气浴、按摩、药物等。美洲印第安人知道很多药用植物，根据其药理作用来分，有诸如解热药、缓泻药、催吐药、镇静药、利尿药、局部止痛药、缓解呼吸药、止痛药、兴奋药、幻觉药等。有些药物是用于巫术性目的的[13]。

远古人类的外科主要是治疗骨损伤。治疗出血用压迫、止血带、烧灼和止血药等方法，但对结扎血管似无所知。也有做过截肢和钻颅术，但主要是仪式性的。

巫师们作为生命秘密的守护人，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表演的仪式看上去是骗术，而他们的工作却与现代医学有一定的联系。因为他们的学识，尤其是有关动物毒素和植物特性的知识，都来自大自然中。最重要的是，巫师们是最先在活体对象（人和动物）上实施头颅骨环锯术或钻孔术的。在世界许多地区发现的众多头骨都显示，病人通过这种手术得以存活。因为颅骨钻孔的边缘已经钝化，这表明手术过后骨骼组织愈合了。毋庸置疑，那些史前的外科医生有一些是具备高超医术的，因为那些用作刺穿脓肿、放血和做环锯术的最古老的手术工具，竟然仅仅是有着锋利边缘的石块和燧石。[14]

早期文明

人类最早进入文明的地方在东方，亚洲以及非洲的北部四大文明古国建立了古代的医学理论。 早期的医学，还缺乏主动探索的意识。无论是发达的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都是如此。他们对人体病器官的诊断甚至只是依赖于绘图。直至这个阶段的后期，印度、中东、中国等文明的兴起，医学才开始进入探素阶段。包括了外科、内科、妇科、瘟疫等在内的一些疾病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指导进行医治。但这些理论还带有明显的神秘气息。

1.美索不达米亚

古代西南亚地区叫做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即位于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arates）两河之间。在6000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尤尔地区，苏美尔文明盛极一时。苏美尔文明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疾病是上帝对人的处罚，能殃及全家和后代。苏美尔医学是我们所知的最古老医学，其基础是占星术。 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了许多粘土碑，碑文是神职人员撰写的医学文章。他们认为血是生命机能的源泉，肝脏是血液的汇集中心因而是生命的大本营。因此，古代英雄们在即将进行大事活动时，都要用动物的肝脏来占卜凶吉（肝卜，hepatoscopy）。

2.古代巴比伦人的医学

亚述和巴比伦的医学是宗教巫师的特权，他们向天神负责；而普通医生则是局外人，对手术的成功与否负责。关于医生不能胜任或疏忽导致的不良后果，一些法令还制定了不同比例的罚金和惩罚措施。如《法典》215条规定：如果医生做一项较大的手术或治疗眼病时，病人因手术死亡或失明，那么医生的双手就会被砍掉。[14]

尽管亚述和巴比伦的医生是在巫术的基础上建立了医学理论，但他们仍花费很大精力观察自然，以不断提高医术水平。举例来说，对于眼部疾患，他们开出的处方是一杯啤酒利洋葱片，这确实很对，因为洋葱可以刺激眼泪生成，而眼泪中含有一种有机成分——同功酶。然后，医生会用橄榄油按摩眼部。但最后还要加上一种对付恶灵的仪式：用混合着青蛙胆汁和酸奶的汁液涂敷在眼上。[14] 医生们会开出多种多样的药方来治疗各种疾病，具体有：水果、花、叶子、根茎和诸如橄榄、月桂、水仙、水莲、桃金娘等植物的外皮；还有驯养和野生动物的各种脏器，一些矿物质，如铁、铜、铝。另外，一些动物的排泄物也大有用处，这在远古人类中应用得很普遍，可能用来驱魔，使病人摆脱病痛，即使是在200年前的欧洲也是这样来做的。

3.古代埃及的医学

古埃及的宗教与医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所有医生同时也是祭司。最初，古埃及人把疾病看成是一些恶魔在作祟，所以，医术的作用主要是用咒语和仪式驱逐魔鬼。但是，在长期的生死斗争中，除了巫术外，也逐渐积累了一些医治的科学经验，包括医术和药物。

据记载，作为科学的医学开始于前王朝时期，并由巫师在许多世纪积累的实践经验中成长起来。因此，某些神庙享有治愈病人的神圣地方的权威的名声，特别是在戴巴哈里的海特西朴苏特庙和孟菲斯的塞拉匹斯（Serapis）庙宇。在埃及神话中，托特（Thoth）、伊西丝、塞特等神都有治愈过疾病，甚至能够使人“起死回生”的种种传说。据马涅托的记载，美尼斯的儿子阿托悌斯（Athothis）王就是医生，他的解剖学的著作被保存下来。但是，第一位真正知名的医生被认为是伊姆霍太普。他是第3王朝左塞王的维西尔，担任过建筑师、占星家、僧侣等，具有高尚的医术，在他死后的数百年被人们当作医神而受到崇拜。

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认为肝脏是生命的大本营这种观念不同，埃及人认为呼吸是生命机能最重要的部分。他们知道心脏是血液循环的中心，但认为血液循环依靠于呼吸。

在古王国时代，各个医生用经验主义方法观察出来的一些现象被精选和分类，形成了专门用于医生在其日常工作实践中参考的医学文献。在第5王朝建筑师瓦什普塔（Washptah）的陵墓墙上的铭文证明了早在3000年代前半叶已经出现了医学文献。然而，现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医学论文手稿都是来源于相当晚后的新王国时代。[14]

为了保存好尸体以待来生，古埃及人学习到了解剖学与天然药物方面的知识，甚至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来实施简单的外科手术。现代医学有很多地方得感谢埃及人。据古书记载，他们研究出了800多种医疗手术程序，包括按压伤口止血以及骨头脱臼处理等。医师们使用的外科器械首先是刀。最初是石刀，后来才发明了铜刀和铁刀。他们用刀切开腹部，去除脓或摘除肿瘤，特别是常常用刀切除包皮。埃及人及其邻人埃塞俄比亚人从很早时起便有包皮环切的习惯。此外，还有剪刀、钩子等手术器械，十分完善。他们掌握了600多种药物，包括将柳树的叶子和树皮（阿司匹林的原料）用作防腐剂等。虽然他们没有麻醉剂，但是他们会使用很多种器械来实施简单的外科手术，如摘除肿块和囊肿等。他们对循环与器官也有相当的了解（虽然混淆了心脏和大脑的作用）。[14]然而，巫术和迷信一直在医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埃及的医学纸草文献上，可以看出好多医学描述。最早的医学莎草纸被称为“卡亨氏莎草纸（Kahun Papyrus），写于约公元前2000年，内容涉及妇科疾病和兽医学。19 世纪晚期，乔治·埃伯斯和埃德温·史密斯发现了约写于公元前17世纪的医学莎草纸手稿，并以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埃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一般认为应该是后人根据埃及史上第一位留名的医师印何阗所留下的资料，于公元前1600-1700完成的医学论文集，也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医学著作，由莎草纸写成，长约5公尺，宽约33公分。这份手稿的长度仅次于公元前1550左右完成的埃伯斯纸草文稿。采用僧侣体描述解剖观察和检测、诊断、治疗和预测，共详细了记载48种病情[15]。手稿中记载了针对外伤、骨折和脱位治疗的指导。埃及人对于骨折采用桦木夹板和绷带加固，而处理下颚脱位的办法并不像现在的做法。埃及人观察到左侧或右侧脑部的损伤伴随有身体相反部位的瘫痪。对于预后的说明也有记载，当病情看上去会朝好的方向发展时常有如下记载：“我会治好这病的"；如果把握不好，则“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情形很糟，则“病人没救了"。

埃伯斯发现的莎草纸手稿里记录了很多治疗方法，其中之一是：“当脉管里长了肿瘤，而这肿瘤呈硬皮样，触感像石头一样时，我认为这种肿瘤适合于手术治疗。手术后，烧灼伤口，可以避免流血过多。”当医生来访时，他们为病人把脉，查体，还把耳朵贴在病人的肩胛骨和胸部上进行仔细的听诊。

埃及人治疗疾病，除了宗教仪式外，还使用许多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据纸草书记载，共有876个配方，由500多种物质配成。此外灌肠是常用的方法，用水蛭吸血的治疗方法也有记载。

古埃及的药物，仅埃伯斯纸草文献便有1000种，其中有些成分至今尚未完全弄清楚。埃及人最常用的药物是蜂蜜、各种麦酒、酵母、油、枣、葱、蒜、茴香等，其次为没药、芦荟、红花等。动物的脏器（脂肪、脑、排泄物、血），包括海马、鳄鱼、羚羊、虫、鸟等。矿物有锰、铝、锑、铜、碳酸钠。药物的制作方法也多种多样：丸剂、栓剂，常用作通便和缓解疼痛。他们还把栓剂插入阴道治疗妇科疾病。还有吐剂、灌肠剂、糊剂和软膏等药物。

在埃及的医学中，由于人们的丧葬习惯和制作木乃伊，解剖学尤为发达。但尸体的一系列防腐处理并不是由巫医们做的，而是由停尸房的专职人员做的，他们受到的是另一套专门的技术培训。在古王国时代，制作木乃伊仅仅从腹部切口。到了新王国时代，他们学会了用钩子掏出脑髓等医术。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习俗，给了他们了解人体构造的机会。这对古埃及的医学，特别是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习俗，加上有利的气候条件，使数以白计的尸体保存了树千年，其中不少可以准确地测定他们的年代。今天，专家们已经可以通过木乃伊窥见当时人们的身体情况和疾病流行的情形。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是剖开死者躯体的情景，在社会上司空见惯，从而使托勒密时期的医生和解剖学家能够在埃及顺利地进行第一次系统的人体解剖。而当时，在希腊和世界其他地区，解剖尸体都是宗教观念和公众舆论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

埃及医学很早分了不同专业，有专攻产科的，有专攻胃科的，有专攻眼科的。古代埃及医学精深，早已国际知名。在波斯王居鲁士（Cyrus，555~529B.C.）的御医中，就有一位埃及医生。除专科医生外，埃及还有全科医生，全科医生的顾主，多半是平民。这些医生，除能治各种疑难病症外，还会化妆、染发、修饰皮肤手足及灭绝蚤虱等[16]。

尼罗河谷人采用的制作木乃伊和尸体防腐的技术是人们认为埃及从事医学的人应该十分精通于解剖学。事实上的确如此，但也只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解剖学好像是从动物解剖中学来的，因为在象形文字中，“心”的样子就像是母牛的心脏形状；“咽喉”的样子像是牛头和气管；“子宫”成双角形状，而不是人类子宫的形状。[14]

4.古代希伯来的医学

现今大部分对于古希伯来医学的认识来自于《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又称为律法书或摩西律法（Torat Moshe），为教导的意思。是《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相传这五卷皆由摩西写成。全经用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写成，是犹太教最重要经典之一，也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唯一的希伯来法律汇编。摩西五经曾作为犹大国的国家法律规范；犹大国亡国后仍以习惯法的形式自动调节犹太人的生活。传统一向认为这是由摩西接受上帝的启示而撰写的，内容是古代的以色列人民间故事[17]。

据信在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之前，由于信奉一神教，犹太医学脱离了埃及与巴比伦的迷信、炦魔与星象。《旧约》上说，神是唯一的医师，也是疾病的唯一来源。一神教产生的全新而道地的健康观念，至少再不会像埃及人与巴比伦人借助污秽之物驱逐病魔。

在古代希伯莱，疾病并不被认为是恶魔作祟或是嫉妒小人的毒咒所致，而被认为是上帝迁怒于人的罪恶，健康和疾病都是上帝耶和华（Jehovah）赐予的。只要遵守“十诫”就永远不会生病。希伯来人从亚述人（Assyrian）那里继承了严格的法典，指定每周第七天为安息日（Sabbath），所有人必须休息，医生也不准许治病。

《利未记》一书中记录了健康的标准；“人也许触摸过被野兽杀死的、垂死的……或其他不洁之物，没意识到他已经被沾污，同时也由于错误招致了罪恶，或者，他接触了人身体上的不洁之物；很多人是这样：他当时没意识到，直到事后才航道，但他已经惹上罪恶……”只有在他彻底地做一次洗浴以洗掉身上的罪恶后，才被允许进入神庙。

宗教法令有对病人进行隔离、葬礼的时间和地点、性交的次数、饭前洗手、性交和月经后应洗浴、屠宰的牲畜和准备食品的种类等的规定。犹太人传统食物的禁令可能与医学有关。对猪的禁忌可能是由于他们与人类争夺水和粮食，牛和羊只相对的消耗少量水，草又是人所不吃的饲料。

《圣经》中除割包皮仪式外，很少提到外科，这可能是由埃及人传来的。但在后来的犹太教法典中有大量的医学信息。犹太教法典家相信希腊人的体液学说，将疾病归因于身体四种体液（痰、血、黄胆和黑胆）的失衡。同样他们也追随希腊哲学家指定宇宙的四种元素是气、火、土和水。犹太人在公元前4世纪时，聚集在希腊学术中心亚历山大，学习了解剖学、生理学、食物、按摩药物等。在外科方面，犹太教法典中讨论了减少脱臼和治疗器官受伤的方法，治疗肛门锁闭的方法。包皮切除仍然是每个男孩在出生后一定时期内必须进行的手术。麻风被认为是不洁的，妇女也被认为不洁，直至月经停止7天后，才能参加宗教活动和性活动。

《摩西五经》中包含了包含了各种与健康有关的法律和仪式，例如隔离受到感染的病人、处理了尸体后需洗澡及将排泄物和粪便埋在远离营地的地方。尽管遵守这些条规确实为健康带来好处，但犹太教徒相信执行这些仪式和禁忌纯粹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意愿，而没有隐藏的意图。Max Neuberger 在他的《医学的历史》说：“这些条规关注疾病的预防、流行病的抑制、性病和卖淫的抑制、皮肤的照顾、洗澡、食物、住所与衣服、劳工条规、性生活、人民的纪律等。这些条规中的许多条规例如：安息日的休息、行割礼（犹太教和穆斯林教的宗教仪式，在仪式里进行割包皮活动）、关于食物的法律（禁止猪肉和血）、关于月经、临盆妇女和淋病患者的条规、麻风病患者的隔离和露营的保健，考虑到天气的情况，令人意外的合理。”[18]

5.古代印度的医学

在巴基斯坦，考古学家发现在印度河流域的人，即使在早期的哈拉帕时期（公元前3300年）已经有了医学和牙医学的知识。[19]

古代印度医学的历史可分为两大阶段。早期直至公元前800年，被称为吠陀（Veda）阶段，因为这时期的医学信息主要从《吠陀经》中获得。梵语“吠陀”就是知识的意思，是当时人的诗集，其中就有关于药用植物的记载。文中还描述了一些疾病，很像现在的结核和麻风。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1000年，被称为婆罗门（Brahmano）阶段，因为它是以婆罗门的印度教士统治下的文化思想为基础的。在此之后，印度的大部分年代屈从于伊斯兰教，阿拉伯医生在许多地方开业行医。

在古印度，医生最早是僧侣们兼职的，那时正处于神医学的医学时期，人们认为只有僧侣与神最接近，所以只有他们有资格为众生解除病痛。后来，随着医学的发展，渐渐地出现了一批专门从医的人，他们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技术都比僧侣们要强。久而久之，医生就独立出来了。

现在对吠陀阶段的医学所知甚少。大概是与远古医学和其它古代医学相似，古印度人认为罪恶是疾病的原因，忏悔是治疗的惯例，用驱邪符咒和赞美诗与恶魔相斗争。根据《吠陀经》记载，疟疾、鼠疫、霍乱等病曾在印度流行。[20]

在婆罗门时期，医生属于第三等级吠舍级，在教士和武士的等级之下，仅强于奴隶。医学教育用带徒弟的方法培养，教书时注意理论的应用，和内、外科知识的平衡。从事医生职业要经过一种严肃的包含宣誓的仪式。

婆罗门医学的经典著作，主要是根据《吠陀经》的材料写的，其主题思想仍然是超自然的。

虽然印度教是印度的第一宗教，但公元前6世纪以佛教教义为基础的宗教运动，对印度医学也有重大的影响。佛教易学的基本体系仍属于婆罗门——吠陀医学，但渗入了“四大”（地、水、火、风）学说。这种思想与希腊一样，承认五种基本元素（土、水、火、空气、天空），四种性质（干、湿、热、冷）。但关于三种液体（空气、胆汁和痰）的存在，是吠陀医学所固有的。公元前1000年印度出现了系统的医学理论，是最早的体液病理学。气、胆、痰三原质说认为，人体由三种原质及七种物质组成。气、胆、痰三要素必须平衡，失衡则患病。在《阿输吠陀》中就有关于健康与疾病的三体液学说。古印度人认为三者必须均衡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一旦紊乱，人就会患各种疾病。后来，人们又加入了7种成分，即血、肉、骨、精、脂、骨髓和乳糜（消化的食物），认为这7种成分均来源于食物。还有人并入了排泄物：尿、粪、汗、粘液、发爪和皮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一切疾病皆来源于体液、身体成分和排泄物的紊乱。古印度的医生们根据以上理论来分析和使用各种药剂，他们认为各种药剂都有独特的维尔耶、毗婆迦、拘那之性（即物理性质、化学成分和生理活动），三者共同作用，调节机体的紊乱。

印度医生比欧洲早知道糖尿病人的尿有甜味。古代印度医生的治疗方法，包括外科，除用药物外，还伴以祈祷和符咒。印度的药典包括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药方由许多种药物组成。

印度医学最光辉的成就是外科，常用技术有切割、切除、刮痧、穿刺、探针、摘除、刺激分泌、缝合等，使用了100多种器械。同时古印度对卫生和预防也很重视，比如说劝人刷牙、嚼槟榔叶、梳头、运动、按摩、洗澡、节制性交，疾病流行时不喝生水吃生蔬菜等。

印度医学关于科学原则和技术方面很像希腊医学，但希腊人能将医学与宗教分开，而印度医学与许多中世纪医学相同，把医学与宗教混杂一团，未能分离。

希腊人可能通过波斯接受印度医学，印度人可能同样接受希腊医学。欧洲人经过文艺复兴，希腊的科学和医学迅速胜过印度。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不仅曾经向印度人学习过医学，印度医学也向东方的西藏、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过。

古印度医学理论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延续了近四千年，直到后来外族不断入侵，才使得古印度医学融入了世界医学之中。

6.古代中国的医学

古代文明帝国如埃及、巴比伦、亚述一一从地平线上消失，成为后人凭吊的陈迹，唯有中国——东方的一个大帝国在分分合合中，始终维系着它的统一，昭示着自己的存在。中国国医学就和它的历史文化一样，五千年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动。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汉族医学的历史最悠久，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最为丰富。中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中医学起源於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并尝试草药，神农炎帝更是尝尽百草，并且用茶来解毒。相传在公元前3000多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写下了人类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祝由科》，后世人在这部医药著作的基础上不断增补删改，逐渐形成了后世的《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并由祝由科里将纯粹的医药分离了出来，形成了后来的中医学。而其中的《黄帝内经》则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一防病养生保健康的预防医学观点。

在周代（1046~771B.C.）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医院和医疗制度，周代的医疗机构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管药库）、史（管记录）、徒若干人。下面又分食医（管饮食卫库）、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分科。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并在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周礼》记载“岁冬则稽其事，以制其食”，就是说，医生每年都要通过年终考核增减俸禄。 当时的患者已经分科治疗，而且建立病历。“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於医师”，规定在死者病历上要写明死因，然后送交医师存档，以便总结医疗经验，提高医疗技术。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病历制度。

在春秋战国（770~221B.C.）时期名医辈出，秦国有名医医缓，齐国有长桑和他的徒弟扁鹊。扁鹊发明了中医独特的辨证论治，并总结为“四诊”方法，即“望、闻、问、切”。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后世则尊称他为神医扁鹊。春秋战国时流行的主要医学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旁篇》这七本，合成“七经”。

在秦朝（221~207B.C.）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专门法医——“令史”。 秦律规定，死因不明的案件原则上都要进行尸体检验，司法官如果违法不进行检验，将受到处罚。秦代的《封诊式》对法医鉴定的方法、程序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人命案件中，鉴定检验的主要内容有尸体的位置、创伤的部位、数量、方向以及大小等。令史检验完成之后，必须提交书面报告，称为“爰书”，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鉴定和现场勘察报告。秦代还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传染病医院——“癘迁所”，并制定了最早的治疗传染病的隔离制度。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记载：当时规定，凡经医生在给病人检查后发现有鼻梁塌陷、手上无汗毛、声音沙哑、刺激鼻腔不打喷嚏等症状者，一律送至癘迁所隔离治疗。这说明中国古代对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很早就已经是得力有效的。

到了西汉时期（202B.C.~8A.D.），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已经非常完备，名医则有太仓公淳于意和公乘阳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完善了中医的辨证理论，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临床医学大师，被尊称为医圣。他著有《伤寒论》《疗妇人方》、《黄素方》、《口齿论》、《平病方》等等医书，最终流传下来的医书被并被后人编纂为《伤寒杂病论》和《金匱要略》。张仲景采用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在《伤寒论》中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经由这两种方法辨证论治后，再采用“八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治疗疾病。“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运用“四诊”（望、闻、问、切）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性质而归纳出来，“六经论治”是整个臟腑经络学说在临床医学上的具体运用。东汉末年，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华佗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麻醉术进行手术的人，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物，还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健身体操“五禽戏”。可惜华佗所著医书的《青囊书》最后被付之一炬。在汉代，大量的医药和历算等书籍传入西藏（《西藏王统记》记载）。在汉代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妇科医院，西汉时的“乳舍”，是世界上最早的妇产医院。

南北朝时期（420~589） 问世了世界上最早的两本儿科专著，即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和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学院。到了公元6世纪，隋朝完善了这一医学教育机构，并命名为“太医署”，署内分医、药两部，太医令是最高官职，丞为之助理，下有主药、医师、药园师、 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士，在校师生最多时达580人之多。

在唐朝（618~907），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药方多达5000多个，出版了《大医精诚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三本医学著作，后世尊称他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突厥、高句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

到了在唐末宋初，儿科专著《颅囟经》问世流行，而世界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1032~1113）则受此书启发，撰写了著名的儿科巨著《小儿药证直诀》，后人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北宋时期（960~1127），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即太医局，医学分科已经非常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穴位，出版《图经》。北宋的宋慈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

在明朝（1368~1644），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成书，这本书不仅是药物学专著，还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本草纲目》刊行后很快传入日本、朝鲜及越南等亚洲地区，在公元17、18世纪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另一方面，李时珍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大脑负责精神感觉、又发现胆结石病、利用冰敷替高热病人降温以及发明消毒技术的医学家。此外还有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謐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苏敬的《新修本草》、王燾的《外台秘要》、元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太平圣惠方》、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大量医学典籍问世。自明朝中医发展已经达到了顶峰，出现了诸多的医学流派。同时在朝鲜研究中医的所谓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鑑》。

自清朝末年，现代医学（西医）开始涌入中国，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开始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局面。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21]。

古典时代古代希腊的医学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医学主要以意大利半岛东南部地中海沿岸为中心。当时希腊由较多个民族组成，希腊医学除吸收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的医学以外，还有小亚细亚西部的米诺亚（Minoa）民族的医学。米诺亚民族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地中海沿岸繁荣过，据考古学者研究，那是当时一个比较先进的民族，文明程度较高。虽然他们后来被希腊人征服，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并没有被消灭，而且对希腊医学产生一定影响。

大约到了公元前6世纪，希腊进入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哲学在希腊得到空前发展。人们力图从哲学角度说明宇宙的本质和来源。很多哲学家也是科学者，他们从事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不满于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由神创造的观点，进而寻求比较科学的解释。其中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483~423B.C.），提出一切物体都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即火、空气（风）、水和土（地），这四种元素以不同数量比例混合起来，成为各种性质的物体[22]这与中国的五行学说类似。恩培多克勒是哲学家，也是著名的医生。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384~322B.C.），与医学和生物学也有密切关系。亚里斯多德虽然是古代著名思想家，却也未能摆脱奴隶所有者的偏见，极力维护奴隶制度。亚里斯多德17岁时，就成为柏拉图弟子，至公元前347年帕拉图逝世，他移居小亚细亚，在这里主要从事生物学研究。他集古代科学之大成，后世生物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以他的发现为基础，他有关生物学的论述，至今被人们称赞。他在著作《自然之阶梯》中，已提出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关于发生和遗传提出了一些论据。他虽然未曾实行过人体解剖，但曾检验过不少动物的尸体。可以说，亚里斯多德开始了简单的比较解剖学。他曾以此详细论述了动物的内脏和器官，所使用的说明图，可以认为是最早的有记录的解剖图。他用于记录子宫的英文名称，被稍加改动沿用至今。他在解剖学方面，记述过动物“胃反刍”现象；对于某些鱼类也曾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对于大静脉的分支和哺乳动臂部的表浅血管也留下相当准确的记载，且指出多数静脉与动脉相伴行；他还介绍了节肢动物的生殖器官和消化器官。尽管如此，亚里斯多德对生理学缺乏理解，不能将静脉与动脉作适当区别，也不能正确判断感觉器官、神经、脑髓间的关系。他错误认为脑髓不是重要器官，心脏才是重要器官，是感觉活动的根源。这一点很与古代中国的观念相似，也可能与埃及有关系。在亚里斯多德以前，柏拉图曾认为脑髓是思想、感觉的中心，而亚里斯多德则认内心脏是思维的中心。在他看来，脑仅起到冷却的作用，只是防止心脏过热罢了。他对发生学有着浓厚兴趣，而且以发生学为研究手段，进一步从事胎生学研究。他的最重要胎生学研究是以鸡雏做研究对象。由于他的观察，人们才知道鸡卵在孵化日第3天即有所表现。亚里斯多德对于动物生殖的见解，一直影响到17世纪的哈维（W．Harvey 1578~1650）。从亚里斯多德生命观出发，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别，在于精神、灵魂是否存在。他认为生物体内的精神是给予形态的东西，即先有精神，后有物质，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他曾给生命定义为“生命乃是自动营养、自动成长、自动死亡的力”。他认为生命要素有三种：最低是营养与繁殖，其次是感觉，最高是智力和精神。亚里斯多德物质构成的观点，同恩培多克勒相同，认为一切物质由四种元素构成：即土、水、火、风，以各自不同的比例结合而成不同的物质。四元素学说得到后人的继承和发展，化学家波义耳曾反复论述这种观点。亚里斯多德学派在生物学方面的贡献，由他的弟子们继续发展[14]。 希腊医学中具有科学精神的是以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37B.C.）为代表的一派。

希波克拉底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对这一伟大人物的生平事迹后人知道的并不很多。今天我们要想知道希波克拉底的详细情况，可以阅读《希波克拉底文集》。这本原著是在托勒密（Ptolemy）国王命令下，由亚历山大地区的学者们在公元前3世纪末汇集而成，共60篇。至于全集中哪些为希波克拉底的手笔，哪些是他的弟子们所撰，这一点很难分清。据说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在希波克拉底以前所写的文章，但这篇誓言充分体现了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道德，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视业师如同父母，终生与之合作。如有必要，我的钱财将与业师共享。视其子弟如我兄弟。彼等欲学医，即无条件授予。……尽我所能诊治以济世，决不有意误治而伤人。病家有所求亦不用毒药，尤不示人以服毒药或用坐药堕胎……凡入病家，均一心为患者，切忌存心误治或害人……凡不宜公开者，永不泄漏，视他人之秘密若神圣……”

在《希氏文集》中治疗疾病方面如外科关于骨折、脱臼、头部损伤都留有详细记载，而且记载了当时盛行的穿颅术；外伤治疗注意保持清洁和干燥，对丹毒、破伤风、坏疽等感染疾病也有记载。还观察到一例脑损伤，可引起对侧肢体麻痹。如左侧大脑受损，右侧肢体麻痹。书中还记述了有关复杂骨折的治疗方法和绷带的使用。《希氏文集》中，已考虑到患者体质与疾病的关系，对著名的希被克拉底面容也有清楚的记载。在《希氏文集》的“箴言论”一节中，收录了许多经典格言。如生命短、医术长；学说如没有实验做基础，就等于无根之花；还提出中风的好发年龄是40~60岁；黄疽病人发生肝脏硬化，提示愈后不良。据推测，这些记载是公元前380年左右，年迈的希波克拉底总结他毕生的治疗经验写成的。《希氏文集》的另一特点是对疾病发生的经过注有简明的记述。例如一位患喉部疾病的妇女，她的病情记述如下；痛苦始于舌端，发音含糊、舌质红、干燥。第一天先发冷后发热；第二天到第三天恶寒，急性发热，颈胸两例肿胀，四肢冰冷苍白，呼吸急促，饮食可从鼻腔逆流而出，不能下咽，无尿，第四天病情恶化；第五天死亡。由这段病情记录，可看出病情发展的详细经过，这一特点同中国汉代记载的病历相仿。希波克拉底对手术医生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如术者的指甲不能过长，应练习使用指端的动作。实施手术必须具备技巧、敏捷、优雅、减少病痛的条件，也应该叮嘱手术护士将施行手术的部位充分暴露，环境要安静，还要使患者保持一个既利于手术又舒适的体位。 希波克拉底在他自己从事的医学范围内，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和他的学生将四元素理论发展成为“四体液病理学说”。他认为有机体的生命决定于四种体液：血、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原始本质的不同配合是四种液体的基础，每一种液体又与一定的“气质”相适应，每一个人的气质取决于他体内占优势的那种液体。如热是血的基础，来自心，若血占优势，则属于多血质。四种液体平衡，则身体健康，反之则多病。参见四体液病理学的模式图。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思想反映了古希腊思想家自发的辩证观点，倾向于从统一的整体来认识机体的生理过程。比如他说：“疾病开始于全身……身体的个别部位立刻相继引起其他部位的疾病，腰部引起头部的疾病，头部引起肌肉和腹部的疾病……，而这些部分是相互关联的……能把一切变化传播给所有部分”。希波克拉底还注意外界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有比较明确的预防思想。他教导年轻的医生，进入一个没到过的城市时，要研究该城市的气候、土壤、水以及居民的生活方式等，做为一个医生，只有预先研究城市中的生活条件，才能做好戏市中的医疗工作。希波克拉底的治疗原则是，要求医生不要妨碍病理变化的自然过程。希波克拉底重视饮食疗法，也不忽视药物治疗。在《希氏文集》中收集了数百种药物，包括藻粟、天仙子、曼陀罗花、鼠李皮等。由《希氏文集》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4世纪左右，西方医学已逐渐摆脱迷信的外衣，产生了一个比较合理，而且近乎科学的体系[22]。

现代医学 - 起源与发展

现代医学基本上是在近一二百年形成的，如果溯源求本，应该说它脱胎于古代医术。医术重在实践，它的分科反映技艺的分工，不同专业人员承袭不同的专业技艺[23]。

在古代医学中，古埃及医学和古印度医学都曾辉煌一时，但绵延至今而且影响仍在扩大的却只有中国传统医学。中国传统医学建立在中国各民族医疗实践的广阔基础上，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还和希腊-阿拉伯医学以及印度医学有过交流。

古代医学中另一个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部分是古希腊医学。在一定意义上讲，罗马医学和中世纪阿拉伯医学都是它的延续，而现代医学则是对它扬弃的结果。

古希腊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学派抛弃神学解释，而力求在自然界和人体中寻求疾病的原因；这个学派重视临床观察，推崇预防，强调采取有助于机体自然愈复的措施。这些思想是现代临床医学的重要历史根源，希波克拉底誓词中阐述的一些伦理学原则也仍为今日医生所信奉。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学派的人体研究，则代表了早期的科学探索。但西方进入中世纪之后，迷信和封建窒息了包括医学在内的学术的发展，新的探索往往被视为离经叛道，而传统的东西，即便一再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却仍被奉为神圣，不容置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14世纪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仅表示古希腊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工商贸易的发展动摇了封建和神权的统治；人们摆脱神学的束缚后，思想得到解放；知识逐渐普及到广大的世俗人群，过去受鄙视的工艺技术得到新兴知识阶层的关注。这一切为现代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近代医学里手术学奠基完成，各种器械发明完成，变化不大。工业革命以后，化学工业有了发展，为西医提供了化学药物。解剖学、生理学、化学药物、手术，这一切，典定了西医的大局，直到如今没有大的改变。以后的发展，就是化学药物越来越多，解剖越来越细。在大部分疾病的临床治疗上，西医达到或超过中医的效果，“西医治急病，中医治大病”的观念就是这种进步的反映。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17世纪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种的发明，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Virchow）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的原因解释为细胞形式和构造的改变。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形态病理学，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阶段。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Koch R．）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巴斯德还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统阐述了吞筮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

在临床医学上，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雷奈克（Laennec R．）发明听诊器；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19世纪中叶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药物学方面，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到19世纪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

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劳动卫生学、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相继产生。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卫生学中又划分出社会卫生学，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况，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与它们斗争的方法。此外，英国南丁格尔（Nightingale F．）1860年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24]。

而进入了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使人类免受更多疾病的困扰。避孕措施的广泛使用有效降低了人口增长，器官移植则挽救了许许多多病人的生命。DNA的发现使克隆（生物体复製）和基因工程的发展成为可能。近年来，由于新技术的发展，生理，病理及其它医学问题都已在分子水平上进行探讨。

20世纪也见证了医学伦理学的建立。医学伦理即医学道德，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所著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可以说是西方最早的医学伦理学专著。医学伦理学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医生对病人的责任和病人对医生的义务，医务界同行之间或者是医学界对公众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医学伦理学的问题随着各种社会问题而加重。

1946年德国纽伦堡审判战犯的法庭鉴于德国法西斯就借医生以医学的名义杀人的问题，制定了著名的“纽伦堡法典”。
1948年世界医学会全体大会以《希波克拉底誓言》为基础，制定并发表了第一个“日内瓦宣言”，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守则。
1949年世界医学会在伦敦通过了“世界医学会国际医德守则”。
1965年国际护士学会通过了“国际护士守则”。
1964年第十八届世界医学大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提出以人作为实验对象的道德守则。

1968年世界医学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通过了“悉尼宣言”，规定了器官移植引起的死亡标准。 1975年世界医学大会在日本的东京召开，通过了“东京宣言”，规定了拘留犯给以非人道的对待时，医师的行为准则。

以上这些会议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医生所要遵守的国际性道德准则。从传统的医学道德原则到当代的条约，准则，尽管内容不同，但宗旨相同，掌握医疗技术的医师都应具备良好的医学道德，都是对医师的行为约束。

早在1976年美国学者曾经预测，到本世纪80年代以后医学伦理学将成为医学院校的一门标准课程，这个预测现在已经成为现实。特别是近些年来，生命科学发展迅速，生物工程技术愈来愈多应用到医学领域，医学伦理学大大突破了传统的狭义范围，生命伦理学成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当代医学中许多问题的解决以及许多优秀成果是否能造福于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医学技术本身，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伦理道德的转变和新价值观的建立，例如器官移植，人体实验，遗传病的诊断，重组DNA的研究，都成为医学伦理学上的新问题。总之，生物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使生命伦理学受到人们的重视。1997年2月，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生物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宣布他成功地培育了一只克隆羊，即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一只与亲代一样的绵羊，这一事件引人瞩目。科学家认为克隆人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无疑这又给医学伦理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22]。

四、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哲学基础比较

世界上的医疗体系大致上可分成：

“拟人论（personalistic）医学体系”（神学）：以唯心主义哲学为指导，认为疾病的发生是由于超自然物（神灵）力量所造成的，如撒但、鬼、神祇等，巫医、乩童、符咒等即属于此类。该体系注重疾病的终极原因。

“自然论（naturalistic）医学体系”（经验医学）：以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强调人体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认为疾病的发生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或人的生活方式不正常所造成的，如气候的变化、饮食习惯、人的情绪变化等。中医学、寿命吠陀、顺势疗法等即属于此类。该体系注重疾病的整体原因。

“科学论医学体系”（实验设计）：经由设立假说、实验设计，并利用演绎、归纳等方法呈现结果，或借由科学仪器侦测所产生的医学，是近现代医学的主流，例如西医。[22]

其中前面两者被归类为传统医学或替代医学，而后者则属于现代医学的主流。 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体系差异巨大，发展的差异源于哲学思维的差别。现存的且在世界上仍发挥重大影响的传统医学，应用最广的当属中医和印度医学。印度医学与中医可谓异源同根。 以下分论几种传统医学代表与现代医学的哲学基础。这里的哲学是广义上的哲学，而非以严密的思辨性和体系性为标准的西方狭义哲学。

印度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

“阿输吠陀”是梵文Ayurveda一词的音译。从语言学方面讲，“阿输吠陀”源于Ayus（生命）与Veda（知识）的组合。因此可以说阿输吠陀的基本含义是“生命之学”——有关生命的知识，或者说是基于这种知识而形成的生活指导法则[25]。

它是印度的传统医学，有5千年发展史，具理论架构与临床观察，经多方考证，现已成为自然保健学中深受重视的养生保健典范，包括疾病诊治、情绪、饮食和生活作息的调整。其中记录了个体与植物相互间影响的关系，并教导人们如何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是以预防为导向的养生保健法，它不只重视身体的健康，更确实帮助内在心灵达到真正的净化与平衡。

阿输吠陀疗法相当具有启发性，除了描述智者的静坐冥想，还记录了各种最古老与最完整的医疗体系和治疗知识。

相当多印度人相信阿输吠陀自太古时代就业已存在，即便是受过近代教育的学者，也主张“存在于五千年前”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客观地就文献而论，古代印度人对健康与长寿的关心被归纳成称之为阿输吠陀的体系、成为可以传承的知识，最早不过是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在此之前，占据医疗之中心的是以《阿闼婆吠陀》为代表的咒术。

在印度，几乎所有的知识体系都被认为是始于神创，医学当然也不例外。据说在诸神之中一脉相承的医学，传到人间后，经闍罗迦与妙闻之手，分别集结成《闍罗迦集》与《妙闻集》两大古典医学书。这就是最古老的阿输吠陀经典。两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几乎没有涉及外科技术，而后者详述外科治疗方法。此外还可见到因地域不同造成的药物之异，以及对各地之水的不同评价等等，但在基本医学理论方面并无大的差别。两书在基础理论方面，都是着眼于“风·胆·痰”在人体中的平衡，这本身就是非常“内科性”的（这种情况与中国最古老的医学经典——构成今本《黄帝内经》的《素问》、《灵枢》，实在是非常相似：《灵枢》虽然以针灸疗法（外治法）为主，但在基础理论方面却与《素问》一致）。因此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与《闍罗迦集》、《妙闻集》相关的社会背景方面的差异。 自吠陀时代起，在印度已然形成了中东部的瓦拉纳西（Varanasi）与西北部之塔克西拉（Taxila）这样两个学术中心。从《闍罗迦集》中屡屡言及与迦腻色迦王的关系看，一般认为此书应形成于西北印度；在“完全采用内科治疗”与“对婆罗门的尊崇”之间，应该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从《妙闻集》所奉医圣德罕温塔里（Dhnvantariya）是迦尸地区之王这种传承关系看，《妙闻集》应形成于印度的中东部；其中丰富的外科知识，被认为与生活于此地的刹帝利（武士王族）有密切关系。因此《妙闻集》并非所谓的“外科学专著”，而不过是采用了在婆罗门的伦理观看来属于不得采用的外科疗法，并使其在自身的治疗体系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印度传统医学基本理论起源于五元素（梵文Panchamahabhutas，土、水、火、风、空间）与三要素概念，印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均由Panchamahabhutas组成。人体的功能包括身体、心理和精神，三者互为补充。人体的疾病可由三要素理论解释，三要素为：动（Vata或Vayu）、能（Pitta）和惰（Kapha或Sleshma）。“动”颗粒（又称“风”）司管各种细胞与器官的能量的利用、合成与分解，“动”还支配“能”与“惰”的运动，从而主管全身功能；体内的能量以“能”颗粒的形式存在，“能”（又称为“胆”）主管所有生化反应及代谢过程，为身体提供热量及能量。“惰”颗粒（又称“痰”）构成细胞及细胞内结构，维持身体内环境，使身体强壮、稳固。上述三要素平衡则健康，失去平衡就要患病。三要素各有各自一套的疾病。按这一三要素理论，刺激剂属“能”药，镇静剂属“惰”药，酒类属“能”，能增加体内“能”的活动。[26]

阿输吠陀的中心思想认为，每个存在的物体彼此间都互相有关联，治疗中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让生活失衡的人重建起个人的和谐生活秩序，学说并主张生理与心理会互相影响，例如：思想会影响身体，而身体的失衡也会造成心理问题，在阿输吠陀的理念中绝没有单纯的心理或生理的疾病，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最重要的是，身心的平衡或失序，完全根据大自然既定的法则。

在大自然中，动物依照着一套自然的规则生活、孕育下一代，维持健康，植物的生命也有一定的模式确保叶子、花朵与果实依照特定的秩序与模样来生长，相同的，如果人类没有依照正确的原则过日子，生活就会失序，混乱不堪，无法保持平静与安详，长久下来自然就会生病了。阿输吠陀并不提倡极端的禁欲主义，而较像佛家所主张的“中庸之道”，即教导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有节制”，过度的压抑与欲求不满都不好，应该适当地将感觉表达出来，便能保持良好的健康与纯净的心灵。

阿输吠陀重视每一位个体，认为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阿输吠陀疗法绝对不是机械化的疗法，即使是两位受到同样病痛折磨的病人，阿输吠陀的医生也会观察其不同的身体构造、基因传承与容易罹患特定病症的体质、心理状况等，给予最适合的治疗方式与处方，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帮助人体达到自我保护与自我疗愈的能力。这和西方医学较倾向于将每位个体一视同仁，并只专注治疗症状而非治疗病人本身的医疗方法不同，因此可以补齐西方医学的不足，使整体疗效更佳，这也是阿输吠陀疗法虽然古老，但在现今却仍然深获重视与欢迎的原因。

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国的传统医学，其思维方式是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的物质本原是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从《周易》的“太极”、道家的“道”和“一”、儒家的“太一”到元气论的“元气”，都认为世界本原是一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世界和万物是由这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产生出来的。世界和事物是“分化”发生的，是由混沌未分的统一体分化而成。《易传》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老子》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和事物的本原是个统一体，事物从本原上就是不可分解的，部分始终是作为整体内的部分而存在，不可分解性是事物整体性的本质。人的组和特性决定了其可分解性。而事物运动的动力源泉在本原的内部，内在矛盾决定著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阴阳交而生物”，由此构成了内源的矛盾运动和事物的千变万化[27]。

中医在中国传统系统思维的指导下形成了现有的中医学系统观，其内容包括：1）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阴阳两大类物质构成，阴阳二气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并时刻都在运动与变化之中。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两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即呈现为病理状态。而在治疗疾病，纠正阴阳失衡时并非采取孤立静止的方法，而是多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即强调“恒动观”；2）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的生命活动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等都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如季节气候、地区方域、昼夜晨昏等）息息相关，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及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其体质特征和发病规律亦有所区别。因此在诊断、治疗同一种疾病时，多注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并非千篇一律；3）认为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因而从不孤立地看待某一生理或病理现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多从整体的角度来对待疾病的治疗与预防，特别强调“整体观”。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系统方法：整体观指导下的全身调节，联系观指导下的矛盾调节，稳态观指导下的功能调节等。这些都是中医的魅力所在[28]。

萨满医学的哲学基础

在拟人论医学体系中，萨满医学是当今世界中保存下来，仍然焕发着生命力并作为一种补充和替代医学（CAM）逐渐受到主流医学界承认的医学体系。

对于“萨满”所指的范围，日本学者樱井德太郎曾经从地域的角度将萨满文化现象区分为狭、中、广三个层次。狭义的见解将萨满限定在以西伯利亚地区为核心的通古斯语族诸民族范围内。中义的见解, 将萨满扩展到以西伯利亚及其周边地区, 并认为这样的扩大是由于四周地域中的诸民族接受了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影响所形成的。至于广义的见解, 认为萨满是世界上众多民族中普遍存在的远古宗教现象, 这一现象不仅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中找到, 而且在其他民族的远古时代中也能看到, 甚至在发达民族现在的民俗中也残存着它的遗风。目前世界各国学者的主流观点是采用广义的层次。[29] 满教信仰是一种远古的多神信仰，起源甚早，在母系制度的社会里已经非常发达与成熟了。萨满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且各有变化。但一些信仰在所有萨满教中都是相同的。米·伊利雅德（Mircea Eliade，1964）将其定义为：灵魂存在，并在个人生活和人类社会中均有重要作用；萨满巫师能够与灵界沟通；灵魂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邪恶的；萨满巫师能够治疗由邪恶灵魂引发的疾病；萨满巫师能够通过“入迷”技术等以获得“神的启示”；萨满巫师的灵魂可以离开身体进入神界以寻求神启；萨满使用动物形象作为精神指引、预兆和信使；萨满巫师能够做预言未来、水晶球占卜、卜骨等各种形式的占卜。萨满教是基于相信我们的可见世界充满着不可见的力量或灵魂，这些力量和灵魂能够影响可见世界[30]。萨满教的宇宙观认为，当宇宙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宇宙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使宇宙固定在某一个位置、某一个点上不让它运动和移行。而宇宙动物往往使宇宙发生某种运动和变化。在萨满教宇宙观中宇宙之所以运动是由于它和有生命的动物有关。没有生命的事物不能运动，既然它运动了肯定和生命有关，这是萨满教所理解的宇宙运动的基本法则，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直观认识，宇宙本身没有生命，而没有生命的是不运动的。宇宙没有生命，运动是由于有生命的动物使它移动或摇动。至于萨满教的自然观，是一种使自然界神格化、人格化了的观念体系，但这种对自然的崇拜有一定的伦理基础和道德逻辑。萨满教的灵魂观认为人有灵魂且灵魂不灭，灵魂能够进行体外旅行，并且以体外旅行为主。灵魂在体外时是运动的，而在体内时是静止的。这三种观念是萨满教哲学最基本的思想内容，它贯穿着整个萨满教的哲学理论体系[31]。

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各个民族，其萨满教信仰几乎都囊括了远古信仰中最古老的内容和形式。诸如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动植物等等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几乎都被纳入了萨满教崇拜与信仰的轨道。在历史的发展和不断积累当中，一些被崇拜的对象虽然被赋予了神格，显得无尚的神圣，但其中的大部分却仍然因其来自人们对大自然的远古信仰而保持着远古的自然风貌。从萨满教的信仰特征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远古渔猎时期所产生的信仰方式，出于对天、地、水、火、山等自然物体的畏惧心理，相信这些自然物皆有神灵依附。萨满教很少有人格化的神灵信仰，但是对祖先、女神的初期崇拜意识已经出现。由于信奉萨满教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不稳定性，以及其信仰的特性，无法有固定的庙宇和特定的崇拜物，只是用简单的物体来代表崇拜对象，如竖一旗杆。萨满巫师在行使宗教权力中具有特别的地位，信奉萨满者认为巫师能够神灵附体[32]。

萨满企图以各种精神方式掌握超级生命形态的秘密和能力，获取这些秘密和神灵力量是萨满的一种生命实践内容。

在萨满教神话与人体宇宙神话中，类比思维的特征比较明显。那些孕育了神秘哲学意识的宇宙创始神话所遵循的基本逻辑规则就是类比。叶舒宪认为：“从历史的和个体发生的两种角度来看，类比能力都是人类最早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力，它在神话思维活动中发挥着逻辑中枢的作用。幻想和想象正是由于有了这一逻辑中枢的控制和调节，才不至于沦为随心所欲的遐想。”。它建立在对世界感性的形象的认识基础上，建立在把人和社会关系的特性挪用到自然界、把人本身与自然事物相类比这样的基础上。萨满教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在萨满教哲学世界观意识形态背景下，信仰萨满教的民族都创造出一整套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体系，并从中细分出文学、艺术、医学等若干个具体的文化形态[33]。

在许多文化中，“萨满”即指巫医。萨满是古代社会中作为现实世界和超自然世界之间的沟通者。萨满一词来源于通古斯语，意思为“激奋者”，即精通沟通鬼神的“昏迷”技术的人。而昏迷技术包括复活、招魂、特异功能和与动物沟通的通灵术。萨满为族人向神祈福，通过一些活动来驱除病害，主要包括消除灾祸的活动，祈求丰收的活动以及为病人祭神驱鬼的活动[34]。

杨凌运将萨满疗法与现代心理分析疗法做了比较，认为，在萨满祭神驱鬼的“治疗”活动中，虽然不接触病人的身体，也不用药物，却达到治疗的功效，这点与心理分析疗法有相同之处。巫术治疗法和心理分析疗法的目的都是使无意识的冲突和阻力进入意识当中。无意识是精神过程中的一部分，病人的生理冲突不是靠自己获得知识解决的，而是通过萨满对其生理冲突具体化，自然地发泄出来，萨满在治疗过程中充当了心理分析专家的作用，心理分析家通过双重机制作用出现在病人的冲突中。萨满对病人说着语言，是咒语中的主人公，率领着超自然的力量，渗透到病人的生理机制中，使病人认同机体失调的状态。萨满教治疗方法和心理分析疗法在各种关系上是颠倒的，两种方法是为了诱导经验，依靠患者体验神话而奏效。有的神话是患者从过去经验中构建的，但有时患者获得的是与个人状态不符的神话。怎样进行合适的发泄活动，萨满依靠说话来达到目的，而心理分析家依靠倾听[35]。 在中国早期社会中，萨满与医学的关系是密切的，如满族利用萨满来治病驱邪。《柳边纪略》载：“满人有病必跳神，亦有无病而跳神者。富贵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岁终则无有弗跳者。”[35]萨满教之所以能在满族民间长期保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归结为萨满的医治疾病的社会职能。在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医疗条件又极端落后的时代，疾病瘟疫构成了对生存的极大威胁。萨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强烈愿望。体内积极因素的调动，往往使一些患者得以痊愈。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对疾病认识开始提高，医学逐渐与萨满教分离，萨满通过仪式来维护人的健康，充当现代意义中的医生的作用。医学发展至今，并不仅仅治疗患者生理的疾病，还要对心理疾病患者进行治疗。萨满是远古民族中的心理治疗师，而现代心理分析家也要对来访者的问题重视。 乌仁其其格也认为萨满医疗兼有社会功能。萨满医疗不仅对个体的疾病具有一定的治愈作用，同时也是调整人类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方式，兼有社会功能。萨满治愈仪式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神圣与凡俗之间的灵媒——萨满，疏通、调停与各种神秘力量的关系，帮助患者返回到功能正常发挥的状态，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社会、超自然等各种已知与未知力量之间的和谐共处。这一特殊的文化事象说明现代医学并不是治疗偏离行为的唯一方式，地方文化也可以起到相同或相似的作用。萨满疗术中那些远古宗教色彩浓厚的疗法大多已经消亡，或濒于消亡；但仍有许多的萨满医术与民间医疗有着不解之缘，有些内容融入民间，成为民间医疗的组成部分。萨满医疗文化积淀了千百年来人们对解决切身健康问题的探索与经验，其中的有些内容可以和现代医学、心理学相沟通。因而现代生物医学应该对这一古老的医疗传统有所借鉴[36]。

现代医学的哲学基础

传统医学多基于直觉，类比概括而形成归纳思维。而现代医学“西医”则是基于假设，证明而形成的推理思维。它是基于解剖生理病理等发现而构成的西医各科体系。是以还原论和实验为根基，发展起来的针对具体疾患的药理学和治疗学。

按照西方主流观点，任何生物学问题必须在物理化学的层次加以阐明才算得到根本解释，也就是必须还原为物理化学问题。这种观点可称为还原论。而根据这种观点，整体由局部组成，高级运动由低级运动组成，可一直追溯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因此，常常会重局部而轻整体，重分析而轻综合，重微细结构而轻相互关联。

西方本体论奠基人巴门尼德从逻辑论证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存在”的概念，它是惟一的、不变的、不生不灭的，这就导致了后来的“不可毁灭的实体”，乃至于“不可毁灭的物质”的概念。巴门尼德之后，西方自然哲学的特点是把事物看成是个组合物，开始深入探求物质内部结构。后来，留基波与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根据原子论的观点，世界是“构成”的，而非“生成”的，因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其构成元素的分析，而非其统一本原之探讨[37]。

文艺复兴后，西方从教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导致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语言的科学理论。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被称为是近代“我”的觉醒。笛卡尔把思想和物质对立起来，即把自然界看成一个严格按必然性运行着的、按照数学法则建立起来的机器，而相对于这样一个死寂的宇宙，是活生生的、能动的、自由的精神。笛卡尔的二元论意味着，在“我”与世界之间可以分割开来，而把物质世界看成一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机器，借助这种分割就可以对世界作客观描述。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西方世界两个世纪。所以黑格尔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近代哲学的出发点。牛顿采用这种机械的自然观来构造他的力学体系，巨大的宇宙机器是因果完全确定的。拉普拉斯用牛顿力学成功地解释了若干天文学问题。他曾说，如果一个计算者知道了世界上一切物质微粒在某一时刻的速度和位置，就能算出一切过去和未来。从此，由笛卡尔和牛顿所建立的机械的自然观在西方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甚至被应用于生命体。

由于力学和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仿佛任何科学问题都可以还原为物理问题而得到解释，还原论就是如此产生的。热力学可以还原为统计力学，电磁现象可以还原为带电粒子的运动，化学可以还原为原子物理学，典型的化学现象可以用原子的属性来加以解释。那么，生物学的问题似乎也就必须还原为物理化学问题而得到阐明才能够令人满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医学研究也愈益向微细方向深入，甚至到达细胞、亚细胞与分子水平[37]。

而另一方面，一些人群认为现代医学或“西医”才是“科学”的。有人认为这其实是缩小了“科学”的概念[38]。14世纪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仅表示古希腊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工商贸易的发展动摇了封建和神权的统治；人们摆脱神学的束缚后，思想得到解放；知识逐渐普及到广大的世俗人群，过去受鄙视的工艺技术得到新兴知识阶层的关注。在医学领域中，先是科学观察和实验使人们开始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继而临床观察结合病人尸体解剖所见，又把对疾病的理解置于人体病理的基础上，从此医学进入科学化的时代。 在这科学化的进程中，实验这个研究手段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十进制的发明、标准度量衡的出现、科学仪器的发明，使得单独的经验有可能转变为可以重复进行的实验。

实验和经验都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实验是为了检验某种科学理论或假设而进行某种操作或从事某种活动，是指科学上为阐明某一现象而创造特定的条件，以便观察它的变化和结果的过程；而经验通常指感觉经验，即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肉体感官（眼、耳、鼻、舌、身）直接接触客观外界而获得的，对各种事物的表面现象的初步认识。它的本原和内容都是客观的。 在医学上经验与实验的区别表现为对人体研究的基本手段不同。最初，医学认识只能靠肉体感官去直接获得，当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人们才能利用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去设计实验。在经验医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是没有实验医学的。经验医学是医学存在的远古形式和基础，其优点是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肉体感官去观察任何现象并进行总结，但经验医学受人体肉体感官认识能力的限制，无法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去探讨其物质变化的本质。

而西医自文艺复兴以后开始了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的研究，17世纪的生理学，18世纪的病理学，19世纪的细菌学，20世纪的药物治疗都是受机械论思想影响，从生物学观点出发来研究的。科学观察和实验使人们开始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继而临床观察结合病人尸体解剖所见，又把对疾病的理解置于人体病理的基础上，从此医学进入科学化的时代。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通过利用近现代大量的基础研究（生物、化学物理学等）的结果，发展了大量的、有效的治疗手段，并运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设计严谨的随机临床试验，获得可信的结论。这虽然使西方医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到20世纪中叶逐渐看到了它的局限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每道一次空袭后就出现大批消化性溃疡和急性消化道出血的病人；列宁格勒的居民出现了大批“围城性高血压”病人，这些心身相关的问题引起了医学界高度重视。到1972年美国医师恩格尔（Engle GL.）首先提出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指出生物医学模式应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的论述，客观地反映了医学发展规律，受到世界各国医学家的注意。当前心身疾病已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生命健康，由生活方式和生活行为所致的疾病和环境因素，社会制度造成的疾病已占百分之七十，因而医学家们从生物——心理——社会三个方面提出综合防治的新概念。[22]

由于医学模式的转变，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也将健康的定义规定为“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39]

五、动物实验在医学发展中作用的转变（历史与现状）

我们今天所说的“动物实验”，包括很大的范畴。只要是在科学研发中使用非人类动物的实验均可称为动物实验。所使用的动物，无论是脊椎或无脊椎动物，皆称之实验动物。动物实验主要应用在医学、生物学、兽医学及农学领域。在生物学、兽医学及农学领域的动物实验，大多以相关的动物品系为主，取得相关资料，以改善该生物品系的特性为目的。但大部分的实验动物被应用于医学领域，作为人类的替代品或特殊疾病模式用于医学研究及安全性测试。[40] 并由此形成一门以生物学、动物学、畜牧兽医学、医学、药理学等学科为基础，研究实验动物及其应用的覆盖面极广的独立的新兴学科——医学实验动物学。 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解剖算得上是最为基本的动物实验。

早期医学中的动物解剖实验

早期的医学发展，与解剖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解剖学，属于基础医学知识，原则上属于生物学研究范围。解剖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科学，在公元前1600年的埃德温莎草书上就有心脏、血管、肝、脾、肾脏、下脑丘、子宫、膀胱等内脏器官的描述，还知道了血管是从心脏辐射出来。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经验促使他们发明了特殊的器械，为解剖学和外科学知识的进步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然而有学者认为那时制作木乃伊的人与从事医术的人分工明确，主流人群的解剖知识仍多是从动物身上所得，例子如埃及象形文字中“心”、“咽喉”、“子宫”等字均为牛的器官形状而有别于人类的。[14]

因为种种道德观念或是宗教的原因，古代，中西方都有法律禁止、限制人体解剖。例如在中国：《唐律疏议•贼盗篇二》“残害死尸条”有规定：“残害死尸”，即支解形骸，割绝骨体及焚烧之类；及弃尸水中者：“各减斗杀罪一等”，谓合死者，死上减一等；应流者，流上减一等之类。注云“缌麻以上尊长不减”，即残害及弃尸水中，各依斗杀合斩，不在减例[34]。

在西方的中世纪，也有严格禁止解剖尸体的规定。罗马教会一直反对人体解剖。教皇卜尼菲斯八世（Boniface Ⅷ，1235?~1303）在公元1300年发布禁止人体解剖的条例。严格的说，这不是禁令，而是对于人类尊严的尊重。基督教会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解剖活人的恶行，在他们的干预下，只允许使用尸体从事解剖研究，到了第十四世纪，解剖学又重新兴起时，这一禁令更加明确。

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之前，人们已经感到实用医学的必要性。121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菲特烈二世（Frederic II，1194~1250）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没有一年以上人体解剖经验的医师不准从事外科行业，因此意大利的萨莱纳（Salerne）和那不勒斯的学校规定每5年必须解剖一具尸体，这表明了恢复对人体进行直接研究所采取的公开而且谨慎的态度。

差不多又再经过了一个世纪，直到1306年在意大利籍医师蒙西诺•德•吕奇（Monsino de Luzzi）的课堂上终于出现了公开解剖人体的确凿可信的证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教皇邦尼菲斯八世（Boniface VIII，1294~1303）宣布：“反对敢于破坏人类尊严的人。”梵蒂冈认为解剖人体违反人类的旨意，以教会怕流血为理由而禁止解剖人体，违者以开除教籍严惩。但是解剖人体的风气并没有因为梵蒂冈的禁令而消失，1376年，法兰西王国的实质统治者安茹的路易（Louis of Anjou）允许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大学（Montpellier）在“适当的情况下，每年解剖一具死囚尸体。”后来在1478年，巴黎大学的校长对医学系也了一样的指示。但是，一但禁令解除，又出现了解剖泛滥的现象。但是如果要因此而说中世纪宗教妨碍了医学的发展，这种指责似乎又太过于偏激，因为在十八世纪之前，宗教可是唯一制止以科学之名而为所欲为的道德力量。

不过，在13世纪中期，随着解剖尸体的解禁，解剖活人的作法又再死灰复燃，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26~1270）同意一位外科医师用一个被处以绞刑的弓箭手当作实验品，以便找出肠绞痛的原因和结石的位置，这个罪犯被切开腹腔后并且又再缝合起来，最后这件事有喜剧式的结局，因为这位医师“杰出的技术”，罪犯后来居然奇迹的痊愈，罪犯也因“提供卓越的贡献”而获得法王赦免死刑。

不过法国的例子可能只是个特例，因为16世纪意大利波隆纳的医师贝朗热•德•卡比（Berenger de Capi，1460~1530）因为研究心悸而“野蛮地解剖两个活生生的西班牙人”，后来卡比被波隆纳的宗教法庭裁处死刑[41]。

可以看到对人类自身的解剖经历了长久的挣扎、斗争与误区，凝聚了巨大的勇气与求知欲，然而对于了解人类的生理状态，对于医学的发展，还是远远不够的。种种宗教道德约束以及禁令，使得早期的医学发展中人类其实对自身种族的结构功能所知甚少。尽管在当时的统治者与大众舆论看来，解剖人体是不可接受的，甚至尸体解剖也是禁止的；但对于动物的解剖，即使是活体解剖，却反而持无所谓态度。

人类很早就意识到动物的内脏器官与人类的相似。事实上动物从医学的源头到现在，都起着代替人体而为人类提供医学知识的地位。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对人是不能随意进行实验的，这是医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迷信灵魂存在的时代，尸体解剖也是禁止的。后来尸解解禁了，但要研究活体的功能还是受到限制的，于是医学家转而研究动物，特别是与人较为接近的哺乳动物。 据史料推测，远古社会的巫师们，就在动物上实施过头颅骨环锯术和钻孔术。在西欧古希腊时代（500~300B.C.），阿尔克梅翁（Alcmaeon）是历史上第一个解剖学家。据记载，在生物学史上比较早的解剖学方面的专著，就是他在解剖了大量动物尸体的基础上写成的。他认为，要想得到解剖学的知识，就必须系统地解剖动物的尸体，特别是进行动物的活体解剖。著名的哲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亚里斯多德（Aristotle）都进行过动物实地解剖，并有论著。亚里士多德没有实行过人体解剖，但曾检验过不少动物的尸体，详细论述了动物的内脏和器官，最早留下有记录的解剖图。而希波克拉底更进一步，秘密的进行了人体解剖，在著名外科著作《头颅创伤》中，详细描绘了头颅损伤和裂缝等病例，提出了实行手术的方法。[14]

到罗马帝国时期（27~395B.C.），有最严厉的对人体解剖的禁令。然而此时期诞生了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解剖学著作——盖伦（Galen，130~201）的《医经》，对血液运行、神经分布及诸多脏器已有较详细而具体的记叙。盖伦是第一个以实验方法从事解剖和生理研究的人，他的主要资料均来自动物解剖观察所得，故错误之处甚多。他的著作《解剖学预习》共有16卷之多，对肌肉、大脑、神经和血管作了详细的描述。他从对许多动物的活体解剖实验中发现，切断喉神经（今天也称盖伦神经）会引起失语症；他系住动物的输尿管来显示尿来源于肾；他破坏动物的脊椎来显示瘫痪的原因。但盖伦总是将动物上学到的知识引用到人身上。比如他发现小牛脑中有迷网（一个在食草动物中常见的血管节），就认定人应该也有，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还有譬如误认为人类的骨骼与猿猴的相同。他写了许多关于解剖的书，论述之口吻非常权威，但是，其中许多“事实”却来自对猪与猴子的解剖。他最喜欢用的动物是直布罗陀猿[42]。

除了将人体与其它动物等同混淆，盖伦的生理描述还往往是脱离了实际，而屈从于宗教神学的需要。他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相信人体由灵魂主宰，认为好的医生也应该是哲学家。但他的哲学观点是折衷主义的，崇信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由此证明造物主是有目的的。人体构造如此精密完美，如非出于有目的的创造难以想象，因为上帝不做侥幸之事，万事必有其因果，遵循这一观点，盖伦不懈的寻找着万物的根源和依据，并且看上去他也已经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此一观念深得中世纪经院哲学所称许，也为穆斯林接受。导致盖伦的医学成为教条，教士们将挑战盖伦等同于挑战上帝存在的异教徒思想。[14]

进入中世纪，随着基督教影响力的增加，教会与民间医药的关系逐渐紧张。民间医药的功效多少交付魔力和巫术来解释，法术与咒语结合草药使用，而这些理论根基都不能与基督教信仰兼容。这些法术与咒语需要由基督教的祷告和修行替代，同时，草药等民间药物的功效也需要用基督教来解释。基督教会逐渐控制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医学。

中世纪西方医学的基本原则是体液理论。草药的使用自然的与这个理论系统吻合，草药的功效被归因为对人体体内体液的影响。草药的作用也符合中世纪基督教教义的标志性理论——上帝为每一种疾病都提供了解药，这些作为药物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它们的药效都在它们的形态上有所体现。比如说，黄芩的种子形如微型的头骨，而它们正是可以治疗头痛的草药；疗肺草属植物有白色斑点的叶子，看起来像是患病病人的肺部，而它们也恰恰可以作为治疗肺结核的草药。当时这种形似的情况被相信是大量存在的[43]。

Mondino de Liuzzi（1275？~1327）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中开创了系统的人体解剖学先锋，他籍人、猴子、猪及其它动物的尸体，以实物而不再是图表来教导解剖。与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不同，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完全禁止人体解剖，但是盖伦的影响仍然深深根植在当时的主流医学之中，以至于Mondino de Liuzzi和他的学生们发现解剖结果与概论的描述不一致时，归咎于是尸体发生了变异。[14]直到16世纪盖伦在欧洲都是一个医学权威，始终无人挑战他的观察报告的谬误之处。在很长的岁月里，震于他的名声，而且，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人一样对人体解剖诸多禁令，宗教统治在一千多年中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文化的进步，也严重束缚了医学和解剖学的发展。直到文艺复兴，人们开始为消除他在解剖学、生理学上的错误影响，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知识和艺术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繁盛时期的出现，有理论认为源自横掠欧洲的黑死病给人们世界观带来的转变。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成为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文学、艺术、哲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黑死病在欧洲的蔓延，也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慌，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而后来瘟疫的蔓延肆虐让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现生，不再是灵性层面与来世[43]。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使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艺术家们在艺术创作中追寻现实主义和人类的情感。人文主义起源于14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其后遍及西欧整个地区。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的口号。他们非常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他们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他们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提倡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人文主义的理念，其重点是“人”，是“人”的本能的发挥，是“人”追求真、善、美的动力。

人文主义在科学上的影响反映为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强调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盲从；要求发展个性，反对禁锢人性。科学家和思想家开始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医疗也不再是神定的自然平衡。人们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验、收集观察素材和得出结论）来研究事物，这使得知识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促使医学从经验医学到实验医学的转变。同时，信息的传播方式引入了一种重要的新兴技术：印刷。地理上的新发现和海外贸易与工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学术研究。这些奠定了科学医学发展的根基。

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达•芬奇摆脱了神学偏见，从事观察和实验，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起初，他出于艺术需要，研究了光学定律、眼睛构造、人体解剖的细节以及鸟雀的飞翔。他亲自解剖尸体，绘制了精确的解剖图，提出人体运动是骨骼和肌肉的作用。他以牛心为材料，指出心脏分左右心房和左右心室，并正确记述了房室间有尖瓣，心室与动脉间有半月瓣。他抛弃了盖伦关于血管起始于肝脏的见解，认为一切血管均起始于心脏。他比较了动物与人体的结构，指出同源现象，对进化思想也有一定贡献[44]。

1543年，帕多瓦大学 （University of Padua） 的教授安德烈·维萨里 （Andreas Vesalius， 1514-64）出版了精美的图文并茂的人体解剖学著作，凭借丰富的人体解剖知识，他第一次向人们呈现了非常准确的人体诠解图。维萨里从学生时代，就冒着宗教迫害的危险从事人体解剖实验，最终完成共七册的《人体构造》，较系统完善地记叙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和构造，也终于摆脱了盖伦权威的束缚，纠正了盖伦许多错误的论点，从而使他成为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

英国学者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根据他对几十种动物所做的实验与观察，首次认识到血液并非在静脉内涨落，而是从心脏通过动脉流向各种组织，再经静脉流回心脏的一种闭路循环。1628年，他出版《动物心血运动的研究》一书，阐明血液在体内不断循环的新概念，指出心脏是主动收缩、被动舒张的；血液从心脏经动脉流向全身，是由于心脏收缩的机械力而不是缓慢的渗透过程。哈维首先把物理学的概念和数学方法引入生物学中，并坚持用观察和实验代替主观的推测，使他被公认为近代实验生物学的创始人。

文艺复兴后，地理探险和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到17、18世纪随着动、植物标本的大量采集和积累，分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从草药、草本植物为主转向研究所有植物，从种类记述到建立分类系统，从分别对动、植物进行分类发展到建立动、植物统一的分类范畴和命名方法。同时，在分类方法上，则从亚里士多德以逻辑区分的向下分类法，发展为以经验为主的向上分类法。对物种的认识也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物种不变观点，逐步过渡到生物进化的思想。

17世纪显微镜的发明，揭示了动植物的微细结构与微生物世界，促进了组织学、细胞学、微生物学的发展。19世纪是生物学取得重要进展和巨大成就的时代，动、植物间相似性与亲缘关系的揭示，形态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古生物学得到较大的发展。在自然哲学原型思想的影响下，随着显微镜的改进，30年代末，M.J.施莱登与T.A.H.施旺建立了细胞学说，提出细胞是构成动、植物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位并具有共同的形成规律，大大促进了细胞学和胚胎学的发展。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的建立，对生物学及其他有关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中后叶，物理、化学和一些数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逐渐渗入生物学的研究领域，使生物学、特别是生理学向着较深的层次发展[14]。

从以上可以看到，在西方现代医学的诞生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如猪、猴、猿等被认为是与人的内脏、生理一致，因而被作为人体的替代品，进行结构解剖，所得的结果被直接套用在人体上。这种错误观念从盖伦时期直到16世纪，都是作为整个西方社会的主流观念，根深蒂固，使得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延误了几个世纪，医学的发展也受到极大阻碍。直到文艺复兴，以人体为材料的系统解剖出现并受认可，这种错误才得以艰难而缓慢的纠正。

简单来说，西方早期医学研究中对待动物实验的伦理根基即人类中心论与机械哲学观。

中世纪历史研究专家怀特（Lynn White Jr.，1907~1987）在《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 of environmental crisis，1960）中提出：基督教对西方文化出现的生态问题要负上责任。他认为，首先，大自然的角色，犹太——基督教传统倾向只有上帝是神圣，上帝超越世界，否定相信万物有灵论（animism），而大自然变得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把自然非神圣化，以致容易让人视自然为一没有生命没有神圣性的“死物”看待；其次，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创世的论述中，人被赋与上帝的形象，此形象被上帝赋予了制宰自然的权力，其它生物是为人而造，人可任意对待它们，甚至运用所领受的生杀大权对自然随意宰割。在这种背景下，人与动物的唯一区别在于人拥有灵魂，人得到了尊重，但动物被视为无感受的机械，进而为人利用为工具也天经地义[45]。

传统医学中的解剖（以中医为例）

中国的人体解剖发源很早。史学家认为远在商周或其以前，中国的医学家已积累了一定的人体解剖知识，《灵枢》是使用“解剖”一词的最早文献。《黄帝内经》中记载了许多关于人体各个脏器和体表部位的数据。战国时期（公元前500年）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内经》中，已明确提出了“解剖”的认识方法，有心、肝、脾、肺、胃、大小肠等内脏的大小位置，以及一直沿用至今的脏器的名称。《内经》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学著作。《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曾提到一个名叫俞跗的手术高明的外科医生，他进行剖腹的程序是先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接着溺髓脑、揲荒、爪幕，这说明在秦汉以前，中国的人体解剖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但随着中医学体系的成熟，解剖实践渐渐被忽视了。中国医学重视临床，“神农尝百草”，从植物、矿物中寻找治病的药物，药学逐渐发达起来；而西方医学重视解剖、生理，轻视临床，由于化学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药物限于常见食品，酒是重要的药物。现在西方民间仍然将食品、酒视为容易获得的药物。中国远古时期也是如此，“医”字的繁体字从“酉”，就是以酒做药导致。古代西方药物缺乏的结果，就是手术发达，没有麻药的时代，就依据解剖学、生理学知识做手术。

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实际的解剖行为被限制，加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的儒家忠孝思想的影响，以及医乃仁术、不能刳剥人体，以供实验的传统医德的束缚，解剖人体被视为大逆不道。古代的医学家们便从医学临床实践出发，创造了“度量切循”的体表测量方法，进行人体表面解剖学的研究，继续推动中医学的发展，但对五脏六腑等身体内部的解剖研究却几乎陷入停止。因为从秦代开始，法律就规定，“凡是毁损对方的耳、鼻、唇、指等要处以‘耐刑’”。耐刑是剃去双鬓和胡须，保留头发。但如果割去别人的胡须和头发，就要判重刑。《南史》中记有沛郡相梁唐赐之妻遵其临终嘱咐，刳剖其腹以验病因，结果其妻与子均受到法律制裁。唐宋法典都规定：“残害死尸（支解形骸，割绝骨体），常人减计杀罪一等，尊长则不减。”这项规定既包括死后分尸绝迹，也包括根据医学需要解剖尸体，都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唐律疏议》专门有“残害尸体”一栏的详细规定：“如果杀死人，再支解，或焚烧尸体，不但处死刑最高刑——斩刑，妻子还要流二千里”，“如果把尸体烧了，徒三年。”这些法令的颁布更直接地加固了人们视毁损尸体为不仁、不孝、不法的思想。不准解剖尸体，这一法律成规，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

虽有封建法典严令禁止解剖尸体，但解剖尸体的行为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从没中断过。《汉书·王莽传》曾记载：“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寻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东汉华佗更是古代外科手术的鼻祖。虽然唐宋的医事律令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之罪”，但统治阶级为了惩示民众，依然解剖犯人尸体。“宋代曾解剖死刑犯人两次，尸体达30~50人之多。其解剖是由医官和画家合作，在犯人临刑时进行，并将解剖所见，绘制五脏图”。明代则有《赤水玄珠》引何一阳传云：“余先年精力强盛，时以医从师征南，历剖贼腹，考验脏腑。”但大多数的医家却没有条件从事解剖工作，因而到了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大声疾呼“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还亲自观察尸体，绘制了《亲见改正脏腑图》，为我国解剖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人们只能乘兵荒、刑戳、疫病流行时机进行一点解剖，还往往受到传统习俗的制约，就连王清任也“对女囚尸体却因非男子而不忍近前”，可见解剖学的发展真是步履艰难。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华借医传教。邓玉函著的《泰西人身说概》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人体解剖学专著。“他还于1621年在澳门解剖一日本传教神父尸体，此为外人在远东最早病理解剖之一例”，但这些在中国没有引起医家的注意。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大量涌入，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在一些医学院校开设解剖学课程，然而在“钦定学校章程”中仍规定解剖课的实习“只许模型观察，不许尸体解剖”。

到辛亥革命前，我国的10所医学院校中，外国人办的就有8所，他们沿习欧美建制，不受中国法律约束。1867年，博济医院进行了首例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此后，博济医学校又陆续对几例无亲友的死亡病人的尸体做过解剖，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解剖记载。

1911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于民国元年颁布的“刑事诉讼律”第120条规定：“遇有横死人或疑为横死之尸体应速行检验”，第121条规定：“检验得发掘坟墓，解剖尸体，并实验其余必要部分”，这是我国法律首次规定准许解剖尸体，为法医解剖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中国的解剖学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公开执行尸体解剖式是1913年11月13日在苏州医学专门学校举行的，从此，中国的解剖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但由于解剖条例过于简单，内务部遂于1914年4月颁布了《解剖规则施行细则》。 随着法令的颁布，尸体解剖在各地零星地开展起来。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新的“刑事诉讼律”，规定医师可以兼行尸体解剖。民国同年5月15日又颁布了《国民政府新订解剖规则》，1933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就颁布了《修正解剖尸体规则》，这些法令的公布，对法医学和中国解剖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解剖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尸体解剖已不再仅是为刑事案件侦破提供医学依据，而是为提高诊断和治疗水平以及医学教育水平，还要为人体组织和器官移植提供必要的材料。

中国古代的人体解剖条件与西方古罗马、中世纪时期的严厉禁止相比较为宽松，有学者认为直至清初的中国的解剖技术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这样的领先至少部分来自没有走过盖伦式直接套用动物结构的弯路。但后来中医学发展壮大，人体表面解剖学一定程度起了替代作用。中医注重临床，药学发达且疗效显著，因而对人体内部结构的探求相比不那么迫切；各朝对于人体解剖的记载虽有，但大多零零星星，难成系统。

而在东方的其它地区，印度婆罗门教的教义甚至禁止触摸死人，违反教义者要被逐出教团。而由于真主阿拉的指示反对切割人肉，无论生死，因此当时在外科方面，阿拉伯医师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成。局限于通过动物内脏和打开即将腐烂的动物尸体来获得解剖学的知识，能得到多高的成就也不难想象[46]。

现代医学对动物实验的态度

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原名伊本•西拿。他与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盖伦并称医学史上的三位鼻祖，是阿拉伯学术时代的一位伟人。但也因为如此，医师们发明了许多新器械。最大的成就就是他所撰写的《医典》（Canon of Medicine），这部书可能是历来最具影响力的医学教科书。《医典》显示出阿维森纳对症状与药理学的惊人知识，而所介绍的水疗法、饮食疗法、尿道注药法、动物试验药力法等，都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其中主张在正式推广一种新药之前，首先应该进行动物与人体实验，从而保证药物的安全性等等。虽然《医典》中基础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很不完善，但在12世纪被译为拉丁文传到西方后的600年间，欧洲很多大学都采用《医典》作为医学教科书。著名医学教育家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对《医典》的评价是“被当做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它任何著作都要长”。《医典》也是现代医学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14]

1907年阿克塞尔·霍尔斯特（Axel Holst）和西奥多·诺普利（Theodor Frølich）发表使用天竺鼠做坏血病实验的论文。他们喂食饲料给天竺鼠，而这些饲料之前会使鸽子出现脚气病，但是他们很惊讶的发现天竺鼠出现坏血病的症状。而在之前普遍认为只有人类才会出现此症状。因此现代的医药研究通常采用天竺鼠（Guinea pig）做实验。

维萨里1543年发表的经典巨著《人体的构造》最后一章讨论活体解剖，证明将动物的喉头切开后仍可用人工呼吸维持其生命，认为解剖学应该研究活的，而不是死的结构。

1628年，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理论。1665年，英国解剖学家查理•罗维尔认为，血液应该可以用来注入人体，控制疾病。他当着皇家医学会面前，使用两条狗公开示范了一次输血，把一条失血过多濒于死亡的狗的静脉与另一条健康狗的静脉用鹅毛管连接起来。随着血液流入失血的狗，它逐渐从濒死状态恢复过来。首次进行动物间输血实验成功后，他又利用各种动物，混合羊、牛和狗血，做了许多实验。最终，输血用在人体了。1667年，法国国王的御医丹尼斯首先进行了动物血液输人人体的试验。他将400毫升羊血注入一个失血多病的青年人的静脉，这个青年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丹尼斯开创了人类输血成功的先例。此后他又进行了多次输血试验，也安然无恙。在那个时代，血液经常和精神、性格、灵魂等等纠缠在一起，丹尼斯认为自己发现了输血疗法，写了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从哲学假设开始，到人类获取和利用动物血液的正当性，最后动物实验显示出输血的有益性，然后在论文中他建议，将动物的血液输给人类，以治疗一系列“由于血液的缘故”所导致的疾病，比如麻风、溃疡、疯病等等。但他在1668年的一次试验中，却以失败而告终。他给一名患者输动物血，第一次输血后病人病情有所好转；第二次输血后，病人出现发热、腹痛、大汗、血尿等症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典型的特异排斥反应；第三次输血后病人死亡。死者妻子告丹尼斯犯有杀人罪，为此，法国议会特别制定法律：不许再进行输血。

1818年，年轻的产科医生布伦德尔博士（James Blundell）因无法忍受产妇因大出血而频频死亡，决定给病人输血。经过周密的思考和系统的动物实验，布伦德尔博士总结出两项输血基本原则：只能使用人血；只能使用于大失血而濒临死亡的人。当奥地利生物学家兰德斯坦纳发现人类的血型之后，输血终于成为一种安全的、救死扶伤的重要手段。

英国外科学家、解剖学家约翰•亨特（John Hunter，1728~1793）是近代实验室外科学和解剖学的奠基人之一，被尊为现代外科医学之父。他曾在伦敦任解剖学教师、圣乔治医院外科医师、军医总监等职。他发明了一些外科技术，还是第一个成功进行动物器官移植的医生。亨特还是产科学、牙医学、性病和枪伤治疗等领域的先驱。在他的私立医学学校，亨特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基础，将外科手术作为一门科学教授。

在他看来，实验室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道路。18世纪是外科从手工业转变为科学的关键，实验是外科成为可以信任的科学的关键。“为什么要想？为什么不试试实验？”约翰对实验的狂热，驱使他用各种方式，有时简直是不择手段——用偷用抢用骗，当然更多的是动用金钱——让他的屋子里充满狗、刺猬、豹、鹰等各种生物，他仔细观察动物，进行麻醉、手术或解剖。例如，通过对狗反复做实验，他终于发展出肌腱切断术（opcration of tenotomy）——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处理关节收缩与扭曲的一种有效的外科疗法。[14]

医学的发展进程，与社会和科学的发展紧密相随。在19世纪之前的时代，医学被视为一门人学，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包含人类社会各种价值观和生命观的综合性学科。它一直是由人文主义的医学传统占据最高点，表达了对生命的人本主义理解与人道主义实践，它对现代科学时代的医学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对生命与痛苦投注了更多的人性抚慰与诗性阐释。

进入19世纪，当探索的精神促成了近代医学的丰硕成果，更多的人体秘密被发现，更多的治疗方法和高精的医疗器械彻底的改变了人们的生命状况。医学从肉体治疗到精神医治，从内科到外科，从宏观到微观，从个体的呵护到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在科学的帮助下，随着研究对象客体化、非人化，必须在实验中寻找动物替代，医学中的技术因素就大大膨胀起来。而人文因素则在新的研究格局中常常被忽视，医生们在一片喝彩声中凭借现代技术工具与手段建立起一种职业霸权，却开始忽略了要从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上去建构，以保证未来医学进步的完整性。

实验动物之广泛使用于医药研发，与医学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现代医学诞生以前，人们为了探求人体结构的奥秘，以猪、猿猴、狗等各种动物作为医学研究的对象，做了大量的解剖及生理实验。到文艺复兴，实验医学及生物学也慢慢活跃起来。起初只有解剖，后来才有生理学之延伸。那时候，人们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间之差异，在于动物没有灵魂，也没有特别的知觉。人类有感觉及思考能力，而动物只是没有情感的机器而已。这即意味着：第一，动物与人的器官构造是一样的；第二，解剖实验对动物来说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痛苦感觉的，因此不触犯宗教与伦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动物实验即利用动物来了解其机械式原理，来申论人类相似的动作。这种观念直到18世纪才得到转变。 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医学的进步及发展，动物实验更是呈倍数成长。尤其一些重要的医学发现及药物开发，更促进实验医学及动物实验之进步与互动[40]。例如：

一、麻醉药品之发现，可以让科学家在动物实验时，减少动物的疼痛，增加实验的准确性。

二、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提供演化的理论基础作为科学的原则，证明人类与动物之间有很大的相同性，促使在医学研究上，以利用动物模式替代人类模式的合理性。

三、法国学者波纳（Claude Bernard）于1865年发表《实验医学介绍》一书，指出实验医学的进步，都得依靠及利用实验动物的测试，才能取得完整及正确的结果。

四、德国学者柯贺（Koch）于1884年发表了《假设》（Postulates）一书，开启了微生物学这一门科学。《假设》说明任何由病人或患畜所分离出的病原微生物，感染了健康动物，会引起相同的疾病。因而实验动物就成为人类不可缺乏之替代品。另外在微生物学上，也多利用实验动物来生产抗体血清、疫苗开发、测试功效及其安全性。

五、生物医学学门的发展，如：药理学、毒理学、病毒学、免疫学等发展，以及医药工业的成长，都增加了实验动物的使用。

同物理、化学实验不同，医学实验由于大量无关因子无法一一控制，主要依靠对照组的设置来显示实验因子的效应。现在已为此研究出多种有效的设计方案和分析方法。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医学正在由“软”的技艺发展为“硬”的科学。

动物同人之间虽然存在种属差异，但基本的生命过程相同，因此动物实验提供了大量的生理学知识。早期的动物实验没有止痛、抗感染和维持生命的种种措施，取得的资料常只是垂死状态的反映。随着技术的进步，对动物已能在接近生理状态的情况下进行实验了。因为人类的许多疾病在动物身上不存在，这时可以用人工方法在动物身上可以制造出类似病态（病理模型），用这种病理模型做实验，其结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人体，还要另行验证。

事实上，医学的进展毕竟离不开人身实验，自古至今一切疗法都是人身实验的产物。古代创制新药的医家确信某种药物对病体有益无害或益远大于害，就在病人身上试用，被认为有效就留传下来。后人接着使用，其实也带有实验性质，因为个别人可能出现异乎寻常的反应，所谓根据具体反应来调整剂量的作法就是实验的过程。这里的关键在于确保无害或益远大于害。

现代医学把这种实验过程纳入科学规范。仍以药物实验为例，就是把动物实验和临床的人身实验结合起来。现代新药不外来自两个途径：天然产物的筛选和已知药物的化学改造。当发现有治疗功效苗头的药物后，首先是用狗鼠之类哺乳动物进行实验，明确其药效范围和毒性情况。测出能引起不良反应的最低剂量，取其百分之一或稍大些的剂量作为在人体测试的首次剂量。一般在作过急性和亚急性实验之后就可以在少数正常人身上进行实验，确定药效与剂量的关系，研究药物在人体内吸收、利用和代谢的情况。然后再到病人中做实验，人数可由几十直到过百。

这种实验常设置只给安慰剂和使用目前常用药物的两个对照组，进一步观察疗效和毒性反应。这两个阶段的实验一般在专门研究中心进行。最后还要扩大到更多的病人中实验，人数可达千人，实验地点设在将来会使用这种药物的一般类型的医院，但要有专家的指导。一般说从几千种类似的合成药物中选出一种成功的药物，经过实验获得批准并投放市场，通常要经过许多年，花费巨额资金。

在19世纪末，大部分的实验动物皆取之于家畜。但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多种纯品系小鼠﹙mice﹚及大鼠﹙rat﹚之育成，因其具有特殊的遗传特性及疾病模式，而成为生物医学界的宠儿。目前在科学界，其所使用的实验动物的数量及种类，都与该国家生物医学的进展成正比。在不同的科学领域所使用的实验动物，药物研发占20~25%，疫苗研发及测试占15~20%，毒理及安全性测试占15~20%，癌症研发占10~15%，另外大约30% 供基础生物医学研发、遗传、诊断、实验外科及教育训练之用。[40]

在基督教迅速世俗化的过程中，中世纪以来亚里斯多德、奥古斯丁等人的观点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对待动物的主流观点。亚里士多德主张动物是为了成就人类的目的而存在，虽然他从不否认人也是一种动物；事实上，他将人界定为“理性的动物”。他认为大自然是一套阶层结构，理知能力较低者存在，是为了理知能力较高者之用：植物为着动物存在，动物又为着人类而存在——役用和食用，及其它生活用度，例如穿着和用具。由于自然造物不会没有目的或者徒劳，一切动物的创造都是为了人类。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构成了西方传统对待动物态度的主流。后世接受了物质主义、暴力思想的基督教也转向了这一观点。奥古斯丁（Augustine）在诠释“十戒”中的“勿杀”时，也曾明确说明为什么不能将“勿杀”的范围扩大至一切有生之物上：“当我们读到‘勿杀’时，我们认定这并不是指灌木丛，它们没有什么感受，也不是指非理性的动物，飞的、游的、走的或爬的动物，因为它们与我们不存在什么理性的联系，它们未被赋予我们所赋有的理智。因而正是出于造物主的公正安排，它们的生与死都是从属于我们的需要的。”[47]

在基督教环境中成长的西方医学难免受到宗教的影响，人与人之间要爱人如己，但动物却似乎未被纳入博爱的范围。认为动物与人类间的区别在于动物是没有灵魂和理性的；但在另一方面，生理结构上认为动物尤其是高等动物与人类相似，因此被用作代替人体的实验模型，以研究解剖构造、机械运动和药理毒理。

而犹太教对于动物实验的看法主要依据于犹太法典中拉比Moses Isserles的评论。在他看来“tsa'ar ba'alei chayim原则”（不引起不必要痛苦）可以应用在医学研究和其它方面。如果该实验对人类福利有清楚明显的推动作用，并且在实验中采取措施避免不必要的痛苦，那么该实验就是合法的。然而，今天的大部分动物实验并没有严肃的医学或是人文价值。

“tsa'ar ba'alei chayim原则”为排除非必要的动物实验，及替代方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动物不应再被视为天然的实验材料，而应被视为与人类一样同为神所创造，因而受到重视和尊重。[48]

在其他的西方主要宗教中对待动物实验的态度类似。Al Hafiz B A Masri 在《伊斯兰的动物》一书中猜测了伊斯兰对动物实验的可能态度。他猜测穆斯林可能同意动物实验，不过动物不能在实验中感觉到痛，或被截肢。如果这样，动物实验或许是好的。他说：“行为的好坏要依据意图来判断。所有对动物的医治，包括在他们身上进行的实验是否合乎法律、合乎伦理，都要看那个做这件事的人的意图如何。”

对于动物们在神的世界中为何要忍受这样的痛苦，一些神学家和哲学家提出，动物感觉不到疼痛，或是动物的疼痛没有人的痛苦感觉强烈。如Bernard Williams提出的“全或无”观点：“一种生物要么具有完全的感官，并且具有语言和抽象思维能力；要么则没有任何感受体验，像一台机器”。认为由于动物没有理智和计算的想象力，因此它们也必定没有其他的内心感受，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痛觉”。[48]加上笛卡儿所倡，动物只是“无感觉的机械”的观念长久以来支配着西方世界，使人类剥削动物的行为合理化。笛卡儿的机械论思想被认为是企图在基督教的范程内抽出自然科学上精神与肉体的差别。这种欲望使他把动物看作是完全没有任何内在感觉的；而这种动物与人的区别也正与基督教传统哲学相一致。

然而这些说辞到了后来都无法令人信服，因为高等动物的感觉神经系统与人类似，这恰恰是以动物尤其是类人猿作为脑科学实验动物的理论前提；而且也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动物不能够感知痛苦。也有人从宗教角度出发认为动物受苦是堕落的结果，或是此生受的苦将在下一世得以补偿。

所幸20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动物权利和保护运动的发展，兴起了“人道对待动物”的道德反思潮流。如今现代基督教开始对动物怀有同情心，认为人类和动物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主张善待动物，怜悯动物的苦难。虽然大部分神学家仍不承认动物权利的存在，但他们也承认确实有些动物存在自我意识，认为人类应当善待它们，不可虐待。（更多内容参见百科条目基督教和动物） 在实验动物的使用技术方面，罗素和伯齐（Russell & Burch）于1959年发表《人道实验技术之原则》（The Principles of Humane Experimental Technique）一书，书中主要强调如何杜绝一些不人道的动物实验，同时提出“3R原则”（The 3-R Concept）：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 和优化（Refinement）。3R原则是维护实验动物福利的一个重要原则。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实验动物福利越来越得到重视，如何贯彻3R原则就成为开展医学动物实验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替代（Replacement）：利用体外实验技术、电脑化模拟及录影带等技术，以取代活体实验，并且可以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及数据。

二、减少（Reduction）：主要是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量。利用适当的实验方法、控制环境的变异数及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可以在实验设计上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量，并且可以取得相同的实验结果及数据。近来在实验动物学上的进步，使动物的健康监测、遗传特性及环境要求标准化，可以减少实验上的变异数，而减低使用数量。

三、优化（Refinement）：减少实验动物于实验中产生的紧迫及疼痛。规划动物试验时，先行了解动物的需求、良好的饲养管理及环境需求，可以减少动物的紧迫。使用适当的麻醉剂、止痛剂以及合理的安乐死等，都是优化的一部份。同时，实验动物中心在营运上的改善，也可使动物实验的饲养与管理更为人道。“优化”不只可以增加动物的福利，同时也可以保证动物实验的品质。

此外，进行动物实验时，除了进行实验的科学家之外，仍需要其他人员的配合，包括动物饲养管理人员、动物技术人员、实验动物兽医及专家等，才能达到这三项目标。因此关于动物福利及动物实验，相关人员的再教育及训练是必须的。在规划任何一项动物实验时，必须对以下事项加以评估及审核：﹙1﹚这动物实验是必需的，而且没有替代的方法；﹙2﹚这动物实验不会引起动物无法承受的痛苦及疼痛；﹙3﹚细心规划动物实验的设计，以及注意动物的福利。这些也是先进国家在进行生物医学研发时，所共同持有的道德标准[40]。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动物作为实验材料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改善作出了贡献。近年来在个医学、生物学研究机构、学校为实验动物举行慰灵仪式成为风潮，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实验动物的尊重与感激。但对实验动物保护最基本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减量和替代，3R准则正逐渐成为科学研究者的共识。

传统医学文化中对动物实验的态度

传统医学文化可以分为有形医学文化和无形医学文化。以萨满医学为例，前者包括在治病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主要是采药、制药、治病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类器物，如骨针、捣钵、药勺、拔火罐等医疗器具；后者则主要指在治病活动中创造的精神文化如传统医药知识，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的疗术等和组织制度文化如采药、制药的通则，治病的程序与禁忌等等[49]。 在许多今天仍存在并有影响力的传统医学观念中，精神文化的层面仍起着很大的作用。

当今世界各国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萨满是世界上众多民族中普遍存在的远古宗教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可以从世界各地的远古民族中找到，而且在其他民族的远古时代中也能看到，甚至在其他民族现在的民俗中也残存着它的遗风。国际萨满研究会主席·霍帕尔亦持相同观点，他在分析萨满在社会中的作用时认为，治病与预防是萨满的首要职能。治病是人们最常提到的萨满行为内容，萨满是相当出色的心理医疗者。“如此一来，萨满成为象征性的纽带、小共同体的实际领导者，依靠治疗疾病和进行占卜、巫术和驱除邪魔等手段维护部族全体成员的利益。”[49]

原古宗教萨满教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富有灵性的与万物有灵论（Animism）相似。Animism这个名称来自拉丁文“anima”，意为灵魂、生命，中文有时也被译为“泛灵论”。万物有灵论这一哲学思想在17世纪被提出并盛行，后来则引用为宗教信仰种类之一。万物有灵论相信非人类实体也是有灵魂的，或至少体现着某些生命的本能，并在控制间影响其他自然现象。倡导此理论的人认为，该自然现象与精神也深深影响人类社会行为。简言之，万物有灵论支持者认为“一棵树和一块石头都跟人类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与权利”[50]。

万物有灵论在土著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尤其广泛存在，在今天的日本神道教、一些形式的印度教、锡克教、佛教、泛神论、伊斯兰教、基督教、新异教（Neopaganism）中均有它的痕迹。纵观欧洲的历史，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哲学家都曾考虑过灵魂在人、动物与植物中均存在的可能性。但现今Animism的定义来自19世纪晚期，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爵士（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他将其描述为“即使不是人类学中最早的概念，也是最早的其中之一”。他将该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做勾稽，并认为泛灵论是世界许多宗教的发源驱动。[51]

万物有灵论与图腾崇拜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前者侧重于个体的灵魂与生命的延续，而后者多相信有一个原古来源，如大地或是祖先，提供了生命的基础。一些土著宗教群体，如澳洲土著居民，是典型的图腾崇拜，而其他的一些如因纽特人，则是由万物有灵论构成他们的世界观。[51]

最广义上的万物有灵论，如相信某事物具有生命，把其当做有生命的物体来对待的现象，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他所著的《宗教的自然史（第三版）》中写道：“人类普遍趋向于设想所有生物均与我们本身相似，并将那些我们所熟悉的特质传递给它们”。也有许多民族敬重甚至崇拜动物，把它们看做是先祖的化身。[51] 世界范围内许多宗教都持有万物有灵论的观点，但万物有灵论本身并不是一种宗教。和萨满、多神教或一神教等相似，它是一种信仰，在许多种宗教中都能找得到。

很大一部分神话是基于相信灵魂的存在的，即相信广义上的万物有灵论。而在亚马逊河流域的部族Urarina神话中，将植物、无生命的物体以及非人类动物描述为人，则符合狭义上的万物有灵论。 在原古社会的渔猎文明发现的许多相信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中，人类常被视为处于与动物、植物和其它自然力量大致平等的地位，因此在道德上必须对它们表现出尊重。在这种世界观中，人类被视为自然的其中一员，而非优于或脱离于自然万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仪式被用来赞美或抚慰赐予他们食物、居所、传宗接代和逃避恶灵能力的众多神灵，这些仪式被认为是对人类的生存必不可少。

然而万物有灵这种观点并不远古，在当代也占有一席之地。非洲的传统宗教能否算是万物有灵论多年来备受争议。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土著居民Guanches的宗教声称信仰万物有灵论。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神道教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将认为值得敬拜的山岳﹑树木﹑狐狸等动植物与大自然的灵魂称为Kami。《古事传记》一书对Kami作了以下的注释：“凡称迦微者（Kami），从古典中所见的诸神为始，鸟兽草木山海等等，凡不平凡者均称为迦微。不仅单称优秀者﹑善良者﹑有功者。凡凶恶者﹑奇怪者﹑极可怕者亦都称为神”。一些印度教团体和传统的印第安人信仰都可以考虑视作万物有灵论信仰。一些现代的新异教主义者（Neopagans），尤其是生态异教徒（Eco-Pagans），有时倾向于自称万物有灵论者，以示尊重与人类共享世界的众生众灵[51]。

既然提到Animism，就不得不提Pantheism（泛神论）。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但有时会被混淆。有些信仰和宗教甚至既是万物有灵论的又是泛神论的。两者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万物有灵论相信世间万物本身都有灵魂，但不一定看做是有共同（一体）的精神本质。也即，万物有灵论更加注重独立的灵魂个体。泛神论相信宇宙（自然）与上帝是一体的，认为神就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并没有另外的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因此泛神论者反对超越神论，否认神的位格，以及上帝创世之说，认为有限之物，乃出自无限，不是由于创造。盖自无限出有限，乃为一种内在的原则，此即上帝。有限无限，均属一源，故宇宙非上帝所创造，上帝即寓于宇宙之内[52]。

最古老的泛神论，在东方有印度的婆罗门教及佛教，和我国的老庄哲学。婆罗门教是随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并逐渐完善的宗教，后来融合佛教、民间信仰成为印度教[53]。印度教并没有单一的信条，其核心带有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背景。在印度教中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的英雄被人格化为神和女神，受到崇拜、祈祷和祭祀。在印度教中神 （婆罗门）是无人格、最终但不可知的精神实体。宗派主义印度教将婆罗门人格化为梵天（造物主，长着四个象征创造力的头），毗什奴（保护者，稳定和掌控之神），和湿婆（毁灭者，终结之神）。大多数印度教徒崇拜毗什奴十个神秘化身中的两个：克里希纳和罗摩。但在某些特殊场合，印度教教徒会崇拜其他神及其家族和单个的神。印度教教徒声称存在3.3亿个神[54]，自然界的山、水、树木，动物界的象、蛇、牛，无不是神。这又体现了万物有灵论的观念。 在中国的道家学说中，道也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高于一般人格化的泛神论的神。宗教学家吕大吉先生说：“泛神论思想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都相当普遍。印度的大梵、中国道教的道、大乘佛教的佛性，都是泛存于世界万物之中，而世界万物则被当成大梵、道、佛性的体现。”在老子的道面前，“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就是指鬼神失去了神性不能以其意志去伤人。而且“神得一以灵”，“神不以灵，将恐歇”，没有道的神灵也将不会起作用。[55]

泛神论是认为上帝或神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而存在，而是泛同于世界而存在。老子的道虽化生万物，但其道是在万物之中，成为万有的本质，作为万有的活力，万有皆是道的体现。《道德经》中“为天下名，常德乃是，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第28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以得一而宁，神得一以灵，古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39章）（注：一即道）朴有时为道，道散附于万物之中，天得道才能清正，地只有道在其中才会安宁，没有道存在的万物不能生，也无所谓灭，泛神论的神不取人之形，老子的道就是无形无象的，“是谓无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道是具有自然性的泛神论的神，自然是它的特性。泛神论认为上帝即自然，这个永恒而唯一的神是唯一的宇宙，它结束了神的拟人性，也消除了神的创造。道是自然性的，道法自然。 “道辅万物而化自然，不可为也。”老子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和谐、纯朴、壮阔，有着生机勃勃生命力的自然的世界。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独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51章）天在老子思想中已不具有人格性，也不再是命运之天，天而是一个存在的自然性的道的自然界。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天之道利而不争”。道之自然性相应的另一个特性就是无为，无为表示道主宰万物的形式不是命令式、支配式的，而是自然的，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万物持之以生而不辞，成功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庄子天道篇》：“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而成。”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先生引用了老子的这几句话后，说：“这无疑是自然主义的泛神论。”在《道德经》中，道同时将其自然无为的特性运用到人类社会当中，以保持社会和天一样地和谐发展，“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争则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故道是以其自然神性弥漫于天之道、人之道中，给万物以生机，使万物和谐发展。

老子赋予道的自然性，泛神论的神性，是试图拉近天人之间的距离，也是在以宗教化的形式，设想一个美好的理想境界供人类去追求，这个理想境界就是《道德经》中为我们描述的小国寡民的世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这个宗教的境界中，人类与自然水乳交融。生息不已，不需要强调道德规范，人都过着原古素朴的生活。其实，老子并不是要人类回到原古的混沌中，而是时代限定了他的想像，使老子无法用更好的词语描述他心中的圣地，我们从小国寡民可以看到老子希望的境界是和平安宁，无纷争的，人人过着素朴的生活，与大自然达到更高的融合。斯宾诺莎告诉我们，人能够理解自然的必然性，达到与自然的必然性和谐一致，才是进入了一种理想境界，才能使灵魂得到最大的满足。

这就是老子所信仰的道。爱因斯坦也说：“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行为的有牵类的上帝。”[55]

泛神论在西方的体现有希腊哲学。例如亚诺芝曼德（Anaximander，610~546B.C.）主张无极说，以之为宇宙万有的原理；赫拉颉利图（Herac1itus，500 B.C.），提出万有变化无间，生存不息，有恒常不易之法则，名之曰“道”（Logos），此即宇宙原理，或神的理性；如斯多噶派（Stoics），主张神的内在性，提出神即为宇宙。其次为新柏拉图学派的创始者柏罗提那（P1otinus，205~275），他曾东游，考察波斯印度的哲学，认为神是宇宙的大原，是无限者、绝对者；惟其本体充溢，则流为万有。再次为埃理亚学派（Eleatic School）；他们的学说也有泛神论的意味。古希腊的泛神论大都是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泛神论。到了中世纪，泛神论往往以基督教异端的面目出现，爱尔兰的僧侣J.S.爱留根纳在《论自然的区分》中，认为自然是无所不包的全体，上帝是创造而非被创造的自然，具体事物是被创造而不能创造的自然。这种具有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泛神论与基督教的正统教义是矛盾的，因而在13世纪被罗马教皇斥为“危险的学说”。迪南的戴维（？~1200）认为，上帝和原初物质是绝对相同的，既然原初物质和事物结为一体，上帝也必定是这样的。他的泛神论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因而在13世纪也受到教会的斥责。德国的著名神秘主义者M.J.埃克哈特（1260~1327）提出了比较典型的具有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泛神论。他指出，上帝是世界的根基，万物在上帝之中，上帝也在万物之中，但万物由于不完善性和上帝又不同一。这些理论都从内部破坏着宗教神学，使得泛神论被视为基督教异端，因而从4世纪到15世纪一度消沉一时。 到了近代，因布鲁诺、笛卡儿、斯宾诺沙哲学的影响，泛神论又重新被提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泛神论表现出比较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nus 1401~1464）是这个时期的一位较早的泛神论者。他指出，说上帝创造万物和说上帝即是万物，那是一回事。在16~17世纪初，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出现过一股较大的泛神论思潮，主要代表者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他把上帝看作产生自然的自然，把世界看作被自然产生的自然，认为上帝不是事物的超越的原因而是内因，把宇宙、自然界与神等同起来，认为自然界的物质是永恒存在的，而且自身在运动变化之中。他的泛神论已经通过自然主义达到了唯物主义。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则用“神”和“自然”两个术语表达同一概念，即表示作为万物存在的原因的最高实体。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西欧，泛神论曾一度流行。

最早提出并使用“泛神论”一词的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J•托兰德。该理论认为整个宇宙本身具有神性，万物存在于神内，神是万物的内因。这个神不同于基督教信奉的人格神，也不同于自然神论者所主张的第一因的神，它没有类似人的属性，不是凌驾于世界之上，而是存在于世界之内[56]。

在19世纪，泛神论受到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支持。德国康德派哲学家费希特的哲学从人的内在主观经验出发；提出“我”决定“非我”，深究下去，他认为上帝是普在的“我”，决定世界万物。世界即大自然是有机的。上帝不仅是普在的自我，也是道德世界秩序即伦理原则的根本。在道德世界秩序中，人与上帝有部分的同一性；在物质世界中，人是自然界整个有机结构中的一部分[57]。

另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是黑格尔。他认为绝对精神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自我完成，自我实现。根据黑格尔的推理，人的自我实现就是在哲学、美术和宗教上与绝对者合一。上帝在世界中，也可以说世界在上帝里。

进入20世纪，泛神论逐渐与社会和媒体中的生态意识相契合，常被视为是潜在的异教“神学”。1975年世界泛神论者学会（Universal Pantheist Society）成立，但其影响始终非常有限。1999年成立的“世界泛神论运动”（World Pantheist Movement，WPM）则借于网络有着更加广泛的知名度[58]。

除了万物有灵论和泛神论的自然崇拜，另一种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佛教思想。佛教重视人类心灵的进步和觉悟，认为人们的一切烦恼（苦）都是有因有缘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人和其他众生一样，沉沦于苦迫之中，并不断的生死轮回。惟有断灭贪、嗔、痴的圣人（佛陀、辟支佛、和阿罗汉）才能脱离生死轮回，达到涅槃（清凉寂静之意，即无有烦恼）。佛教徒的目的即在于从佛陀的教育（正法）里，看透苦迫和“自我”的真相（缘起法），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成佛，或者成阿罗汉[59]。

这里我们并不对宗教做太多讨论，但可以看出，在现今世界中最有生命力的几个传统医学（印度传统医学、中医、萨满医学等）的哲学源头，万物有灵论以及泛神论等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这其实是人类的一个最基础的信仰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爵士将其描述为“即使不是人类学中最早的概念，也是最早的其中之一”。 [51]有的生态批评者认为，造成当今环境问题的主要思想原因之一，即是随着人类自然观从远古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时期的发展演变，自然在人的话语世界中变成了一个沉默无声的客体、一个仅供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而人类早期社会中人们的自然观却与它有着显著的不同：那时，自然被视为可以言说的主体，万物都有自身的守护神，人类在使用自然之物时需要通过向守护神祷告的方式与自然进行沟通，请求守护神的允许，即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参考二者巨大的差异并联想当今的环境问题，有的生态批评家就提出，古代这种万物有灵论中包含生态谦虚思想的自然观可以为我们反思现代工具理性控制下的剥削自然的思想提供一种启发。当然，应当谨慎看待古代社会与某些现代土著部落的万物有灵论思想，毕竟它产生于人类思想发展的初期，其内容与形态还相当粗朴，对其进行的研究应与当今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避免简单化的理解与复制，在扬弃的基础上尝试发现其内在的某些有益启发[60]。毕竟任何文化都有它的传承性和互融性，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拉斯所说：“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文化的独特之处都不会相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并指出：“像文化这样复杂的现象是不可能有绝对体系的，绝对现象体系的提出，总是反映出我们自己的文化。”[61] “万物有灵”等思想作为土生土长的基本信仰观，仍然在广大人群中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因为世界万物不存在不可划分的鸿沟，符合共同的物理数学法则。

在这样的自然崇拜的理念下所孕育的传统医学，其根本的目的是使人体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如萨满传统疗法包括祈福、驱邪，调解人与自然各种神灵的关系，对病人进行“心理分析疗法”；中医通过全身系统的调理使病人阴阳平衡，“天人合一”；印度传统医学阿输吠陀认为，每个存在的物体彼此间都互相有关联，因而治疗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让生活失衡的人重建起个人的和谐生活秩序，帮助内在心灵达到真正的净化与平衡；至于在佛教角度来看，许多疾病都是由于我们自己不健康的生活、思想和行为导致的，如果我们采用健康和简单的生活方式，积累善业，许多疾病都会消失。

在以上思路下(整体论、防病、人与自然和谐、心理健康影响生理健康等)，为医学发展而采用动物做实验品是难以站得住脚的。人是大自然中的成员之一，与其它所有生物息息相关。在这个层面上人并不处于更高一级的地位，人不是自然的统治者，若要生存下去，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达到和谐。残害其它动物和残害其他人类一样都是对自然界各种灵魂的不敬。而因为不能在人身上进行实验施加痛苦，所以在其它动物身上代替，对其它动物进行折磨，对于佛教徒来说，在道德上是也不合理的，不是对待疾病的正当方式。佛教徒认为这种研究和处理疾病的方法本身就是使人倾向于产生疾病的坏的业力，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而不可能战胜疾病。

虽然佛教徒也承认动物实验可能改善人类的健康，但从道德的角度，认为任何伤害动物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所以佛教徒要求动物实验人员做到以下几点：接受动物试验而带来的不好的因果报应；仅为正当目的进行动物试验；仅把动物试验作为最后的选择；尽量设计不对动物造成伤害的试验方法；尽量不杀死动物；善待动物试验中的动物。（更多内容参见百科条目：伊斯兰教和动物；佛教和动物）在泰国所进行的一个关于佛教徒大学生对科学与遗传学态度的调查中发现，自19世纪现代医学被引进该国以来，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间一直存在争论，学生们觉得当务之急是使传统医学经由实验和研究变得更加有效。但是在医学研究中越来越广泛使用的动物实验，大部分佛教徒对此都持反对态度[62]。

而且许多传统医学理论认为，个人的状态无时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失常失衡则会生病。而每个人的环境都是不同的，无论体内环境还是体外的大环境，治病则是针对该个体的情况对症下药，使其的环境恢复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表现为同样的病症，每个人的病因与疗法都会不同，拿动物来做实验更是毫无意义。

此外从比较形态学与生理学角度，动物的形态结构与人类是有不同的。如针灸疗法中需要对人的穴位进行刺激，而研究发现动物的穴位位置与人的不同。一些草药如巴豆，过量食用对人体有毒性，但对于一些动物如大鼠则不表现毒性[63]。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更还有很多的区别尚未被发现。在现代医学与西方科学迅猛发展的压力下，许多传统医学也被迫于生存不得不采用类似的研究手段，以迎合所谓现代医学的标准，获得“科学”的声誉。这些有些是值得提倡的，例如，大量中医药的科学研究现正不断地探索传统医学在分子学、细胞学及药理学方面的基础。其中包括许多中药研究，目的是辨认各种草药的有效成分及药理机制。在古代，没有化学分析、提纯手段，只好整个使用药物，或是把各部分分得细一些。而现在利用化学分析、提纯手段，就可以只取其有效部分，最大限度减少副作用。常规的西医学实验模式大概可被直接用在这方面。但是，西医基于道德规范理由，药物的安全性及效用评估必须从试管实验及动物实验开始。合适的动物模型被人工诱导出不同种类的疾病，用于测试不同药物的疗效及其有效剂量及毒理学的概况。因此，在西医学研究中被成功确认的细胞及动物模型，亦自然地应用在中医药研究中。但是如前所述，对于某些传统疗法，动物与人的反馈并不相同，重新寻找动物模型，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金钱，而对于使用传统医学的地区来说，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而且使用动物代替人类作为实验模型，并不符合一些传统文化的道德根基。事实上传统医学与西方科学并非处于同一个理论体系下，无论以谁来评价谁，都是有失公允的。如中医的定位是实验经验总结，长期的经验和临床试验也让它拥有了很多有效果的药方和疗法；而其他一些传统医学如萨满则更多是一种类似心理疗法的手段。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些传统医学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有效即为验证，要以另一个体系——科学体系对这些方法重新评估，未免片面与劳民伤财。

六、传统医学的现状和前景

传统医学在几千年中一直焕发着生命力。近几十年来，传统医学迅速传播，并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应用，传统医学或补充与替代医学正在逐步或已经被纳入各国国家医疗保健体系，在立法、医疗管理、教育培训、科研及产品生产和管理方面等均占有一席之地。

针对如何利用民间传统经验的问题，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会议“21世纪的科学——新的承诺”，发表声明认为“民间传统经验体现了人类感知和认识自身生存环境的精华，它可以而且已经在历史上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次会议还呼吁国际科学理事会对民间传统知识中符合现代科学的部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64]。这其中当然包括传统医学。

“也许传统医学经验知识中蕴藏的最大利益在于从中发现新药和发现民间医药的新用途”的观点已被国际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所认同。传统经验知识有助于弄清药物的作用机理，传统医学中的许多药物经过科学检验被证明有效，可以将其制成西药制剂，或者将其化学结构研究清楚，用化学的方法合成，成为西医中的新药。例如，尼日利亚的民族药理学家Maurice Iwu正在研究使用传统的西非咬杆(当地人的牙齿清洁用品)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方法，这种咬杆是用Garcinia kola树制造的[6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2008年世界传统医学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传统医学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广泛可利用的、可承受的和被共同使用的。对于数千万人民，通常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人民来说，草药、传统疗法和传统行医者是主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保健资源。这种保健，贴近家庭，容易操作，并且可以承受。在某些传统医学体系中，比如说中医和根植于印度的吠陀医学体系，传统的实践得到了数百年经验和智慧的支持。在这些环境中，传统医学有着很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行医者通常又是当地著名的人物，他们颇受当地人尊重，并且他们的能力和医术得到了当地公众的信任。最近在北美和欧洲的所进行的研究也表明，传统疗法有被大多数高收入和高学历人群使用的趋势。这些辅助疗法或选择疗法的应用，已经变成了数十亿美元的产业，预计还会继续地迅速增长。

但是，他也指出，尽管传统医学可以提供许多方便，但是，它往往不能替代高度有效的现代药物和急救措施，以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于生死之间。

在相对来说较短的时间内，现代医学已经发展了一套强有力的监管方法，以确保其有效、质优、标准化的良好生产实践，安全测试，及监测副作用。如果用现代医学的标准来衡量，许多传统医学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基础，但不是全部。品质测试和生产的标准化也倾向于不严格和无法控制。产品可能逃过严格依据药物安全保障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的监管。行医者也可能不合格或没有执照。这些忧虑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仍需答复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补充和替代医学的应用为何会大幅上升呢？我们可以在正统医学界找到一些解释。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刊物中，一些作者解释了这一现象，认为尽管高技术含量的专业医学好处确凿，但补充和替代医学上升趋势是对现代正统医学一记响亮的耳光。卫生保健已变得越来越非人性化，有人甚至认为是“冷酷无情”。在多数富裕国家，家庭医生和提供初级治疗的医生数目不断减少。卫生保健日益高度 专业化的趋势影响了医生与病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不再以人为本，病人不再被视为完整的人，而沦为有关专家管理的、往往是极为娴熟地管理的由身体 各部位构成的生产线。许多人指出，替代医学的兴起反映了对更有人情味、更人性化和更全面的卫生保健的追求。

初级保健是以人为中心，整体方式的保健，它把防病与治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初级保健在较低成本和用户满意度较高的基点上产生较好的健康收益。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全世界对健康的期望都在不断地增长。人民既需要充足的保健，也需要有效的、综合的和可承受的保健。研究表明，这一点得到广泛的认同。一项对一系列国家的人们的调查结果表明：人们相信，社会中的所有人在生病或受伤时应该有权享受照顾与治疗，并且免于因此而遭遇破产的结局。而传统医学对保健的贡献，那就是公平、易行、可承受和以人为本。传统医学和西方医学不需要碰撞，在初级保健范围内，它们可以以一种有益的和谐互相融合，利用每一个体系最好的特征，在每一个方面补偿一定的弱点。

许多国家已经以高度有效的方式把两个体系结合到了一起。传统医学是历史财富，对于21世纪三大主要生活疾病，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迅速无计划的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更加显得重要。这些世界趋势伴随着对全球健康的影响，最为明显可见的是普遍上升的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和精神疾患等慢性非传染病。对于这些疾病和许多其它状态，传统医学可以提供许多防病、安慰、同情和照顾方面的服务[66]。

七、结论：动物实验真的是必要的吗？

通过对传统医学与现代西方主流医学的历史、哲学根基的了解，以及两者对动物实验态度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动物实验在两种医学体系的发展进程中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医学的对象是人类，而动物毕竟不是人类。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动物解剖为人类提供了对自身结构的初步认识，但物种差别所造成的误区，足足影响了人类几个世纪。到了近代，西方主流医学对精确科学的追求，使得实验动物的用量大大增加，在这期间，寻找针对某一项研究的某一代谢方式与人类相似的实验动物，花费了大量的劳动、时间与金钱。当最终某种药物终于通过各项动物测试，进入临床阶段时却发现，该药对人类不起作用，或是对人类会造成伤害，这样的事例时有发生。对于这样的药物来说，之前所做的动物实验除了对动物造成折磨并且浪费了人力财力外，并没有起到推进医学进步的作用，有时反而会将研究引向误区与盲端。

这点在传统医学努力向西医为代表的“科学”靠拢的情况下更为明显。以中医为例，陈小野（1991）指出对把中医学知识运用于实验动物学领域的讨论，是从1982年“全国中西医结合虚证与老年病会议”上开始的，会上提出要结合中兽医知识选用证候模型的受试动物。随着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中医将动物实验手段从现代医学中移植过来，近几十年逐渐普及，将动物实验方法渗入到了中医生理、病理、方药、针灸、防治等研究领域，如以驴制作脾虚证模型；用猪制作急症模型；用小型猪制作“脱证”模型；1989年彭成则提出中医实验动物学概念[67]。通过动物实验，提示了一些中医理论实质，为中医理论提供了一些实验科学依据，使动物实验方法在中医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苗头，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现一般认为动物实验对于中医药研究的意义在于：（1）可以替代人体，预测中药毒副作用；（2）可以严格控制实验条件，较可靠地证实治疗效果；（3）可以验证和发展中医理论，为中医理论提供实验科学依据；（4）可以缩短研究周期，加快中医发展。[68]可是事实上，现在使用的中医药方大多是经历了长期的经验和临床试验验证的，而动物实验，从不是其中的重要程序。以动物代替人研究药物安全量、致死量，且不说寻找动物模型的可行性，得出的结果数据本身也无法直接为人所用。而严格控制实验条件，更违反了中医中对疾病和治疗的理解，将人与环境割裂，丢弃了中医的优势而捡起了西医的缺陷。至于为中医理论提供科学依据而进行动物实验，以便以另一体系的标准对中医进行验证，也很难说是否有必要。但至少从“在动物身上验证已在人类身上证明有效的疗法”这一角度来说，是有些本末倒置的，也是重复的和不道德的。传统医学的另一个魅力就是经受了人类长期历史的考验，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也因此有目共睹。动物实验缩短研究周期，对于新药的开发的确是好事，但该药对人类的具体影响，也一时难以显现。

医学在它的产生之日并非科学，而更多的是一门“人学”。健康的维持和恢复需要人体身心与环境的平衡和谐，这是人类社会长期广泛存在的观点，在传统医学几千年中都没有变过，近年西方主流医学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也体现了这种思想。

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George L. Engel)正式提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新概念(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该模式的提出是以人类的疾病谱以及健康观念的转变为依据的。认为导致人类疾病的不只是生物因素，还有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因而治疗方法除了传统的生物学方法以外，还应当包括社会科学法和心理学方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自然的人, 还包括人的状态和人所处的环境。医学必须建立在人与其生存环境和谐适应的基础上，改善人的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治病、防病和促进健康[69]。

Kenneth Shapiro以现在社会中的一大病症——饮食失衡为例。现存在着三种动物实验模型：通过手术手段在实验动物尾部开洞，以导出吃进的食物，即“假饲”，用于模拟人类的进食后催吐行为；对实验动物(小白鼠)尾部进行刺激以模拟压力下的厌食行为;以及运动模型。而事实上这些动物模型都无法对根本的心因性的病因进行模拟，使用这些模型所研发的药物只能对饮食紊乱造成的身体损害进行修补，而且复发几率很大。而研究发现，抗抑郁药物对此类病症有较好的疗效，但这一发现并不是通过动物实验获得的。Plous (1996)更调查指出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心理学家很少，从不或是只是偶尔采用动物实验中的发现[70]。

1898年，小白鼠第一次被用于心理学实验(Lockard 1968)。在这之前，严格意义上的“实验动物”并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Kenneth Shapiro 认为“实验动物”是为了实验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对小白鼠来说，这一过程是加速对挪威鼠白化品种的选择性繁育。比起自然状态下野生的挪威鼠，这种被选择的白化品系更加温顺，易于驯服，易于控制。这些作为实验材料的小白鼠，被饲养在严格调控的实验室环境中，力图使得其生活环境的理化条件达到一致性；甚至通过基因手段，使其遗传特性也达到一致。这些动物一代代的被饲养在狭小的笼子里，其行为也失去了野生同类的物种特异性。这些实验动物已不再以物种名冠名，而只是被称为“实验材料”，或是“有机体” [70]。

我们不难看出这与西医对待病人的态度有些类似。对于西医，没有病人只有病症，对同样的病症，进行同样的标准化治疗。但人并非在实验理论条件下生存，事实上每个人的遗传特性、生活经历均不同，而这些对生理的影响不可忽视。所幸这一点现在越来越被西方现代医学承认和重视。

目前对于实验动物的争论集中在两方面——科学和伦理。伦理方面已有许多的代表人物的许多著作，如Regan的动物权利理论，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理论，Arne Næss等人的深度生态理论等，都从各个方面对反对动物实验作出了论证。（具体可参见百科相关条目：汤姆·雷根、彼得辛格、深度生态）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相信动物拥有灵魂，并且在人和动物之间具有神秘的联系。人类学家Edward Burnett Tylor在其1871年的著作中写道：“野人（Savages）会严肃的对活的或是死去的动物说话，就像是对人说话那样。对它们表示敬意，在不得不伤害或杀死它们时请求原谅和赦免。” [71]

《对待动物态度起源》一书解释了广泛存在于各种宗教信仰里的对动物的尊重和平等对待动物思想的起源。作者Jenia Meng指出，人类对其它生物的关心，与进化过程有关；人类对生物环境（如森林）的亲近总多于对非生物环境（如岩石），这是由于地球上的生物都由共同祖先进化而来，人类与其它的生物都分享着或多或少的相同基因，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和动物都有着亲缘关系；人类是自然界中的一员，与自然万物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动物和人类均是宇宙体系中平等的个体，人类是进化成善待动物的生物的[72]。在这种观点下，为求自己（人类）的健康而残害其它动物，也是很难说得通的。

而从科学角度，Kenneth Shapiro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实验模型的正确理解是，它只是目的对象的类似模拟，而非目的对象本身[70]。实验模型，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非生命的，只是模拟，而非与实际的被建模的本体一致。模型只是一个类似物。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观察研究切实的目标对象呢？当研究对象难以接近（如星体），过于复杂或难以控制（如人脑），或是有伦理约束时，科学家们不得以采用建模的方式进行间接观察。

因此对于一个实验模型来说，它也许具有实际的生产力（productive），也许没有。我们已有提出严格评价其生产力的方法。这些评价方法的经验显示，一部分，甚至使大部分的动物实验并没有生产力。对此如以功利主义的伦理策略来评价，为人类福利而发展动物实验是错误的，应该停止。如果部分实验是具有生产力的，那么只应该prescreen这些可能有生产力的实验[71]。

事实上动物实验并非是进行医学研究的唯一手段，甚至也不是最为经济有效的手段。从更广的范围，但仍属于功利主义的框架，Kenneth Shapiro认为动物实验和其它实验一样，对于我们了解自身的探索帮助有限。那么可能存在比动物实验更具有生产力的实验策略。现有的科学已有许多替代实验方法，如离体器官模型（Organotypic models）、细胞功能的试验（Cell function-based assays）、细胞毒性试验（Cytotoxicity assays）及其他替代方法。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虚拟模拟变得直观、精确而可行。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可能将使我们能够对原先不能看到的现象进行研究（如脑成像技术），这些技术使我们能够对目的对象本身进行直接的观测，具有使用动物模拟所没有的优点，而使动物实验终将遭到淘汰。

而针对人类的所有医学实验，最终都将运用在人体本身。动物实验在科学发展水平不高的时代，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也推动了医学的进展；但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3R”准则的深入人心，动物实验一定可以被其它更无害、更精准、更经济的实验方法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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